第2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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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群眾運動的核心。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組織技能開始在農村做農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遺忘了。中共1927 年大約有六萬黨員，被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很快消滅到只剩大約兩萬人。這些人在城市中過著秘密生活，但他們仍然代表著共產國際，接受來自莫斯科的指示，然後轉給各根據地。
不但如此，而且由於1931 年春有28 個有名的布林什維克從莫斯科回到中國主持了中共工作，莫斯科的影響反倒更加強了。他們把正在開會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向國民黨警察告密了，結果24 個人被捕槍殺。其中5 個青年作家的死，被這28 個人稱為“五烈士”，大肆宣傳，而對另外19 人則不說一個字。現在這些新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充當了中央委員，足見共產國際式的殘酷無情。他們的思想和目的非常正統，卻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繼續大唱無產階級革命的高調，並試圖奪取城市，希望建立獨立的省政權。這就落入了國民黨的圈套，從而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在中國沒有發生革命“高潮”。1933 年中央委員會不得不搬出上海，轉移到由毛澤東領導的江西的中央根據地。在那裡，他們在地位上壓倒了毛澤東，卻也像他一樣浸在農民的生活和他們的問題中。可是從這時起，毛的人格和思想逐漸變成了中共革命的中心因素。
毛澤東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方面，超出了他的同事。我們前面曾指出，言行一致曾是孔孟學說的一個主要論旨。思想和行為的和諧，知與行的相互關係― 這是“陰陽”原則的大辯證法，甚至包羅全宇宙，不得例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兩者必須相互作用。人隨著自己經驗的展開，必須從中學習；但是他必須把學習到的東西加以應用。因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能夠影響環境。
對於毛澤東而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導致他產生幾種想法：你如果不能應用理論，你就不要接受它。讀書而不能應用，就是浪費時間。如果象牙之塔中學到的學說不能變為行動的指南，則是無用之物。因此，他輕視一切書呆子。
在孔孟之道流行的時代，人們通常的想法是按照既定的辦法學習。對於學者來說，“學習是容易的，實行是困難的’，。但是，在2O 世紀革命中，情況卻不同了。正如孫中山在最初遭受挫折後所說：“知難行易。”毛澤東認為，如果你對事物有所瞭解，你就能夠並且應該照那樣做，但是你的經驗和你實踐的結果，應該引導你對你所知道的東西加以再認識。毛是一個創造的天才。他的思想超過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圖指導農村革命的共產國際信徒。多年以後證明，毛的主要缺點在於他的。 ’知”與“行”的統一隻限於現實政治領域，而不在抽象的經濟理論方面。
從現在可以看到的歷史資料來看，毛的思想發展是由一個階段向另一階段推移的。在“五四”運動中他作為一個追隨者，開始時相信改良主義。只有在遭到明顯的挫抑之後，他才得到結論，認為暴力革命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他開始寫文章，論體育鍛煉是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他像別的很多人一樣，曾經贊成過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主義，即主張互助和協同的努力。1914 年他18 歲時，曾在蔡元培翻譯的德國哲學家保爾森著的《 倫理的體系》 一書中做出筆記。這位哲學普及者主張“意志是理智的初步”，倫理是自然界的部分。宇宙的行為是屬於倫理的，而且個人的行為也是屬於倫理的。主觀態度和客觀實在不是互相對抗的。這種對於發展的倫理觀點，對中國當代必須把歷史和價值協調起來的一代人特別有用。這就是說，中國人對於倫理教導的繼承同科學世界的現代知識協調起來了。
從一開始毛就是非常積極的。他進學校比別人晚些，但在他主要求學的湖南師範學校，他比其他學生都成熟些，因而成為自然的領袖。他組織了一個工人夜校。他和幾個同學每晚授課兩小時，每星期授課五天，教工人讀書、寫字。他從北京大學回到湖南後，正是1919 年“五四”運動前夕。他創辦了一個討論性質的刊物《 湘江評論》 。在這個刊物中他提出辯證觀點，即人民受壓迫的時代將繼之以變革的時代，中國的屈辱和房弱，將繼之以中國崛起為一個領袖國家。這反映了對立的統一論― 中國古老的道教理論。他的“人民群眾大聯合”的主張，認為社會上團結起來的人群，因為齊心合力站在一塊，所以從來是佔上風的，現在正是應該如此的時候了。西方國家就是這樣互相配合的，而中國被孤立起來，就更應團結一致了。
毛的思想雖是世界性的，但他早年活動之一是鼓吹湖南省自治，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