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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中，最終成為一個有機的國家。他寫道：
“萬其目，一其視；萬其耳，一其聽；萬其足，一其心，一其力；萬其力，萬其餘，一其歸，是之謂國。”
；萬其一其事
― 《 南學會敘》 （1897年）
這種透過團結增強力量的號召，是比較自由、比較集體主義的，雖然它要求參加的是民主和民眾的主權。
梁在日本的視野逐漸擴大，他把“新民”的意義進一步擴大為“新的公民”。他爭辯說，舊中國在家庭倫理方面發展了高度的個人道德觀，但一直是不完整的，在公共道德和公民操行方面，即在社會倫理方面是不夠的。這樣，他否定了儒教中國的狹隘忠誠和以家庭為中．口的自私觀念，而主張集體的民主和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梁氏有時候被稱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首倡者，但他的目標和透過公民自由權實現個人自由是兩碼事。
梁啟超在1903 年以五個月時間遊覽了美國十幾個大城市。作為一位著名的中國改革家，他每到一地都受到華僑社會的歡迎。他參觀了許多地方機構和美國企業。他受到美國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的接見，也見到了“商業界的拿破崙”… 1 ？ P 摩根。但他回到日本時對美國的民主非常失望。他發現美國充滿了平庸的政客、腐敗、混亂、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其他贅瘤，總而言之，他看透了美國，掉頭走了。給他留下較深印象的是日本和德國的強國思想。他的結論是中國人民不應學美國。因為他的目的是使中國人轉變成積極的、有責任心的公民。他預見到長期教育的必要，就是後來說的在中國人成為真正的公民之前，要實行“訓政”。“訓政”只有開明的專制主義才能提供得出來。
政治科學家分析了從梁啟超、嚴復到毛澤東、鄧小平等所有的改革家對於’‘民主”的共同看法。這種看法承襲了樂觀的（人是可以教育的）孔孟之道，認為良好的政府靠的是統治者與全體個人即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和諧，彼此都爭取國家的福利（富強）。開明的有儒家修養的人承認，社會有秩序才能使他生活得好，混亂給生活帶來危險。根據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看法，每個人都應發揮他的能力，從而貢獻於共同的利益。因此正派的人總是一往無前，按部就班，盡力而為，這就是“民主”。反社會、反集體主義的人，正如毛澤東所說，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一個反權威、只主張“聽我說”的人，從根本上說是不道德的。
梁啟超的個人與國家不能兩全的主張，後來對於毛澤東和整個中國共產黨有直接的影響。20 世紀初中國在帝國主義威脅下出現的救亡的緊迫感，後來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即日本侵華的年代重複出現，都是用來作為制止個人權力的重大理由。回過頭來看即可明白，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後來的毛澤東，都不能解決17 世紀大政治哲學家黃宗羲提出過的問題：在頭上有一個專制政權的情況下，怎麼樣把權力分散給全社會，由士大夫領導的社會組織來防止這種專制？這不是一個人權學說問題。在加世紀初期，國家總在個人之上。
梁在家庭生活上和個人操守上畢竟還是一個孔子信徒，又對佛教有興趣，所以他歸根結底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反對急進的革命。他覺得革命會把中國從烙餅鍋扔到火裡去煎烤― 像1789 年後法國社會那樣動盪不安。因此，他爭辯說，君主立憲在中國是過渡到現代化最可行的辦法。
那時，每年有5000到15000名中國學生在日本留學，他們中的大多數能夠接受梁啟超的理論，但它卻不能使一兩千個堅決要求推翻滿清政府的積極分子滿意。梁關於帝國主義是中國長期敵人的理論，理由倒也充分，可是它給那些積極分子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沒有控制中國政府之前，怎麼抵抗外國列強？革命必須有個簡單明白的目標。滿族是最現成的目標，它當權但軟弱，又沒有盟友。既然反滿，當然革命就要反君主，也就是要共和，這一切順理成章。
與此同時，一向足智多謀的孫中山看出要召集知識分子做組織者，必須有一套革命理論。在知識策劃方面，他想出了一個“三民主義’，。用西方的話說，就是民族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在中文中這些名詞稍有不同。第一個即民族主義，意味著人民和種族結為一體。第二即民權，即人民的權利和權力。第蘭是一個經典名詞，即民生。按照古代含義，它意味著百姓生活得不錯，都可以交租納稅。一句話，都是一些現成的套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和不同思想中都可以用得上，像西方竟選演說似的。孫氏不採用馬克思的社會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