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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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準備階段。人民解放軍的地方部隊是要透過“軍事管制委員會”維持治安和保護公共設施的。但是要省縣地方駐軍出面“支左”反右，他們都覺得不能控制局勢。只有四個省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結果是中央文革小組把省區解放軍中不聽話的官員清理出去。即使如此，l967　年7　月發生的“武漢事件”表明地方部隊難以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工具：武漢衛戍部隊的一個獨立師把來自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兩個成員綁架走了。北京只得借重主力軍的幫助，才控制住局勢，建立起“革命委員會”。毛下令叫“紅衛兵”抓“軍內一小撮”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後，形勢就越來越亂起來了。中國簡直陷人內戰狀態。“紅衛兵”各派之間混戰起來，地區的解放軍也參加進來，幫這個，打那個。l967　年9　月以後，對各軍區指揮官的攻擊停歇下來，幫派之間的鬥爭卻像野火一般蔓延，在地方軍隊和主力（野戰）軍之間也開始相互鬥爭起來。北京對待這個危機的辦法，是下令所有人民解放軍禁止支援鬥爭的任何一方，同時進行政治訓練。但是，到l968年，派系鬥爭甚至在各主力部隊中間也出現了。這種情況如果發展下去，毛的最後一張牌就會不起作用，他也就完全不能控制局勢。在這些壓力之下，毛終於在1968　年7　月不得不下令解散“紅衛兵”。他說“紅衛兵”沒有能夠完成他們的使命，並命令人民解放軍建立各省的革命委員會。’‘紅衛兵”解散之後被大批遣往山區和農村，．從政治上層一下子跌人底層。那些接替他們的積極分子改稱為“造反派”；　他們的墮落也同樣地殘酷和可怕。同時，因為群眾組織紛紛解散，軍隊沒有支援這一方打擊那一方的壓力了。最後的結果，革命委員會都由軍人來控制。大多數黨委第一書記都是軍人。

外文關係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階段，即從l968　年7　月到1969年4　月，毛準備重新整頓這個國家。領導人中間有2/5　以上是軍人，2/5是新的和老的黨員幹部，群眾團體的代表只佔一小部分。在1969　年，由於新參加領導班子的黨和國家官員的水平同他們的前任比較起來一般都低，所以軍人的控制是有保證的。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1969　年4　月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當時林彪發表了一個政治報告。大會透過了一個新的黨章，以取代1956　年的黨章，其中特別強調了“毛澤東思想”和階級鬥爭。黨員的條件特別重視階級出身。新的黨章比老黨章簡短多了。關於黨的組織寫得很暖昧。但林彪將軍被定為毛主席下面的副主席，並稱他是“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1500　名代表中，2/3的人穿軍裝。新的中央委員會中45　％是軍人（　1956　年中央委員中19　％是軍人）。在另一方面，群眾組織的代表中並不包括眾多的激進學生青年。他們之中2　/　3　是省一級的領導，他們大多數都是新進人中央委員會的，可是平均年齡約為60歲。中央委員會不但軍人佔多數，而且高學歷和做外事工作的比以前少多了。

中國的對外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樣受到無意義的狂熱影響，吃虧很大。因為當時的思潮不僅是反對一切舊事物，同時也反對一切洋事物。反對知識分子和排外是相互並行的。1965　年當週恩來以特使身份廣泛訪問亞非各國時，中國正在推行援外計劃，如在非洲建築坦贊鐵路等。中國企圖在阿爾及爾召開一個沒有蘇聯參加的第三世界國家會議，沒有成功。同時，印尼共產黨正在進行一次政變，卻被印尼政府徹底鎮壓。這些失敗使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不有所收斂。儘管如此，“紅衛兵”不顧一切的蠻幹作風損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特別是l967　年6　月“紅衛兵”接管了外交部以後。那些造反小分隊系統地破壞了檔案記錄，給外交關係的連續性造成嚴重的損害。在周恩來主持下，外交部長陳毅被迫在成千上萬名造反派面前做了好幾次“自我檢查”。涉及外交政策的任何事都得經過周恩來的辦公室。

當“紅衛兵”在各條戰線幹革命的精神瀰漫到外交方面時，中國的駐外使館都被看成為革命傳教的中心和當地共產主義者的非外交性鼓動點了。從l966年9　月到l967　年8　月，對外關係中這種主觀的和感情用事的做法，導致中國和好幾個國家外交關係的決裂。中國駐外大使除了一人以外，其餘都被召回。對外貿易數額驟減。中國國內混亂所及，“紅衛兵”暴徒們闖進了蘇聯大使館和英國代辦處，併火燒了英國代辦處和印尼大使館。在群眾大會上破口大罵取代了外交關係。文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