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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委員會成員高興的事情了不幸的是，這個希望還沒有實現。”特別委員會說這個結論不是“調查的失敗”，而是“與事實的矛盾”。
小組得出結論說大約有100名本來應該隨撤退美軍一起回國的美國人並沒有回來，有的是被俘虜了，有的是戰鬥倖存者。但是特別委員會說他們不是被“有意放棄的”——因為政府不知道他們的具體位置——而是由於官方尋找他們失敗而被放到了一邊。
該小組經多方努力，長期工作，試圖確定剩下的２０００名戰爭失蹤人員的下落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商界開始敦促華盛頓重新建立和越南的商業關係。克里和麥凱恩說這些國家的合作使針對越南的貿易禁運放鬆了很多。羅伯特·史密斯是和克里一起擔任主席的人，說這可能會是對越南老兵的一種侮辱。國會最終同意了克里的意見。
作為越戰期間躲避服兵役的總統比爾·克林頓，在發生普通事件時是不會站出來的，他需要一個只有真正的戰爭英雄才能提供的政治藉口。
克里和麥凱恩願意承擔這項辛苦的工作使大家達成共識，首先是在參議院，然後是在白宮，努力結束美國曆史上這痛苦的一頁。肯尼迪說：“約翰·克里和約翰·麥凱恩所做的工作的確是最近50年來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１９９５年夏日的一天，當克林頓總統在白宮東面房間宣佈美國和越南外交關係正常化的時候，克里和麥凱恩就站在克林頓總統的旁邊。在這件重大事件上，他們兩人成了這個因逃避參加他們為之奉獻的戰爭而聞名的總統的左膀右臂。
新時代新時代（1）
約翰·克里有讓他的職員一直猜測的習慣。助手在描述和他隨心所欲的閒談時說，在閒談中他經常沉迷於進行魔鬼式的辯護，來暗示他可能或不可能在一個重要問題上轉變他的立場。這位以前耶魯政治聯合會的主席和公訴人不僅在辯論術上技高一籌，他還善於把他的職員們都拉進他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中去。“那真的讓人非常沮喪，”克里的顧問喬納森·溫納回憶說，“即使他的職員都希望克里直接表達他的觀點，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沒有人要告訴他應該怎麼做。”
1992年的春天，沒有人說服約翰·克里去重新考慮他所提出的對於平權措施的抨擊計劃。該計劃的目的是為婦女和少數民族在僱用和教育方面提供優先權，以此作為對過去各種歧視的矯正措施。“那並不是我們的意見。”溫納說這是克里的意思。“難道有人認為有職員會鼓勵他去抨擊平權措施嗎？”
那時正是新民主時代。民主黨內中立派議員正質疑導致了1984年沃爾特·蒙代爾和1988年邁克爾·杜卡齊斯徹底失敗的舊式自由主義。民主黨內部的立法者和思想家，如民主領袖委員會，紛紛針對自由主義提出尖銳的問題：自由主義倡導不容置疑的主張，比如社會福利和平權措施計劃，是不是正在分裂著國家並且傷害著那些他們本來打算要給予幫助的人呢？
執政黨民主黨給美國城市開出了強硬的處方，試圖以此打擊犯罪猖獗和強效可卡因毒品的流行。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申明說：“沉默或者曲解造成了種族問題和美國的城市問題其導致的結果就是下一代人也迷失了自己現在是坦白麵對的時候了。”而比爾·克林頓，這位在1992年大選民主黨總統提名中嶄露頭角的領跑者也宣佈，美國必須“提供更多的良機”，但同時也必須“堅持承擔更多的責任”。
在位於國會山的辦公室裡，克里開始在一個法律簿上潦草地記下他自己的想法。他幾個月以來醞釀的思想將形成一篇名為“種族、政治以及城市化議程”的長達五十分鐘的演講。在演講中，克里認為平權措施是一個“自身具有不可解決的侷限性並且會造成分裂的計劃”。
該演講的後果則是一場政治風暴。現在來看，危險的訊號是很明顯的：約翰·克里，溫斯羅普和福布斯家族的後裔，聖保羅學校和耶魯大學的學子，激烈抨擊這樣一個計劃——且不論這個計劃有什麼缺點——它就是為了讓局外人參與進去而特意設計的。克林頓，阿肯色州的白人，一個酒鬼的繼子，選擇了另外一個讓中產階級大失所望的議案。他把他呼籲改革原來讓一代代的單身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們陷入貧窮之中的福利計劃上。“我們應該堅持讓人們從受福利的名單中消失並且出現在工作的名單上。”那一年克林頓對他的選民們這樣說。
另外一個問題是1992年3月30日克里的演講帶來的。在短短几個月中，克林頓在耶西·傑克遜牧師彩虹聯盟大會上進行了自己這一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