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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記1938年(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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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我陪她一道去了,由於我擔心她一個人買不到票,所以我陪她一起去買票。所有乘客都在同一個視窗買票。售票處開始賣票前,外邊就已經有很多日本人排起了長隊,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中國人的隊伍則更長,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陳小姐排在大約第20位。當售票處終於開始賣票時,中國人的隊伍仍然靜止不動,必須讓日本人先買,還有一名日本軍官在旁邊監督,這名軍官不停地把中國人往後推。眼看著中國人根本沒有買票的機會,我慢慢走到那個軍官面前,微笑地問他會不會說漢語,他說他會一些。我便問他是否能看懂牆上的大幅標語“日中合作”,他說能看懂。我告訴他這種售票方式是無法帶來永久和平的,也不能稱之為合作。他微笑著承認的確如此。過了一會兒,我覺得他或許有些慚愧,因為,我看到他讓日本人的隊伍停了下來,允許大約20名中國人買了票,陳小姐幾乎是最後一個才買到票。
在車站等車時,我看到大約500名傷兵被運上火車,大部分傷兵可以自己行走,但也有大約3卡車的傷兵是用擔架抬上火車的,還有30多個日本女人在安慰他們,其中一些女人還想去抬擔架。車站裡和公共汽車上的平民越來越多了。
回去時,天氣很冷,我打算乘公共汽車回去。我登上一輛公共汽車,司機是位中國人,他說,這是日本人經營的汽車,他還對我解釋說:“沒有法子。”因為他要養活一家老小。當我表示,我寧願坐黃包車,幫助那些拉黃包車的可憐的窮人時,那位女售票員(也是中國人)很客氣地把錢退給了我。
在下關,拆毀房屋、清理斷壁殘垣的工作仍在繼續著。南京的一切都顯示出這裡已經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中午,沃德主教與我們一起吃了中國餐,有程夫人、布蘭奇、哈麗雅特、林彌勵、大王和金陵大學的陳教授及陳夫人。我們不斷地問他西部的情況,以及我們的同事在那裡的狀況。
下午4時。我和其他仍留在南京的建築委員會成員,討論瞭如何把山坡上尚未完工的房屋地下室裡的積水排出去的問題。米爾斯和我是該委員會留在南京的僅有的兩名成員,此外,我們還邀請了行政委員會的成員。自上次我為混合委員會準備材料以來,似乎已經過了許多年,而實際上距上次開會也只有一年差一週的時間。
11月23日,星期三天氣依然晴朗而溫暖。我覺得很暖和,或許這是因為我又加了兩件羊毛衫和幾件毛絨衫,以適應天氣變化的緣故。
一整天都用來抄寫九、十月份的財務報告,同時,我還寫了與此相關的信件。下午5時,我拿了8封信交給貝茨,他和他夫人莉蓮斯明天要去上海,貝茨將於星期天同參加馬德里會議的代表團一起去印度。
早上,洛伊絲·艾麗(LoisEly)來找我,她是昨天來的,暫時和格蕾斯·鮑爾住在一起,但是,她不知道以後將住在哪裡。在南京,能得到像她這樣有能力的人真是太好了,至少有3個地方需要她。
哈斯克爾(Haskell)夫人從蕪湖寫來一封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這裡的情況與南京當然是大不相同,居民已經四處逃散,城裡荒無人煙,許多人家都把門窗用磚頭堵死,一些沒有被徹底拆毀的房屋也已經被破壞,並且還在繼續被破壞:框架結構、地板、門窗等都被拆毀了。幾乎見不到年輕人。”他們已決定住在城裡而不是到學校來,這讓我很高興。
我們學校內的小山谷看起來很平靜,校園內似乎也一切正常,只是沒有學生,也沒有教師。
但是,中山路上卻大不一樣,各式車輛川流不息,有軍用卡車、土黃色的軍用轎車以及越來越多的新款轎車。這些新款轎車是屬於新政府的官員的。人們對這些官員深感“憐憫”,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作出這樣的選擇。
為了幫助一點陣圖書管理員——他是金陵大學圖書館一位管理員的叔叔,我們讓他每天工作2小時,每月付給他高達15美元的工資。他曾經給上海的一位朋友寫信,詢問關於訂購雜誌的事,結果得知幾乎所有的中文雜誌都停止出版了,能出版的也都要經過偽裝才能進入日軍佔領區。《密勒氏評論》為了進入日佔區不得不經常改頭換面,但是,我所訂閱的《字林西報》可以很容易買到,而且每期都有。
11月24日,星期四今天是感恩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