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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情景：人們跪在路旁，瑪麗、程夫人和我站著。枯葉瑟瑟地響著，風在低聲嗚咽，被抓走的婦女們發出悽慘的叫聲。當我們默默地站在那兒時，“大王”過來說，有兩名在東院的婦女被抓走了。我們叫他趕快回去。我們為陳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禱，希望他們能夠獲釋，我肯定以前從來沒做過祈禱的人，那一夜也做了祈禱。
時間似乎凝固了，在恐懼中我們長時間沒敢動，到10時45分，我們才決定離開。看門的杜偷偷地向門外看了看，沒有人在那裡。他悄悄走到邊門，邊門似乎也關上了。我們所有的人都站起來，離開了那裡。程夫人、瑪麗和我到東南宿舍，那裡沒有人，程夫人的兒媳及所有的孫子都不在了。我被嚇壞了，但程夫人平靜地說，他們一定和難民們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在她的房間裡，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顯然是被搶劫過了。接著，我們到了中央樓，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蘭奇·鄔都在那裡。後來，我和瑪麗到實驗學校，令我吃驚的是，陳先生和羅小姐正靜靜地坐在我的客廳裡。當陳先生告訴我們他的經歷後，我想真是奇蹟救了他的命。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感恩會，我從未聽到過這樣的祈禱。後來我們到門房，在門房隔壁的陳先生家呆了一夜。我上床時肯定是午夜了，恐怕大家都沒睡。
12月18日，星期六現在幾乎每天都一樣，整天都聽到各種各樣我以前從未聽過的悲劇發生。一大早，神情驚恐的婦女、年輕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湧了進來。我們只能讓她們進來，但沒有地方安置她們。我們告訴她們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氣現在冷多了，她們又得忍受另一種新的痛苦。我們必須盡更大的努力，勸說年齡大一些的婦女和已婚帶著孩子的婦女回家，以便騰出地方給年輕未婚的女子。
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園裡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大聲地說：“這是美國學校！”大多數情況下，這足以讓日本人離開，但有時他們不理會，並兇狠地盯著我，有時還對我揮舞刺刀。今天，當我們到南山公寓去阻止日軍搶劫時，其中一個日本兵用槍對著我和與我在一起的守夜人。
由於昨夜的可怕經歷，我帶著現在是我私人秘書的大王一起走，我們決定到日本使館去報告情況，看看是否能夠得到幫助。當我們到了漢口路與上海路交界處時，我停了下來，不知是否應該叫瑟爾·貝茨和我一道去，還是我獨自去，或是先到美國大使館尋求幫助。我們很幸運，在美國大使館找到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中國秘書或是職員，他叫J·C·譚。他給我寫了兩封信，並用大使館的車把我們送去。我們立即來到日本使館，報告了我們的困難、經歷以及星期五晚上發生的事情，然後，我要了一封可以帶在身上的信，以便用它將進入校園的日本兵趕走。我還要求在學校門口貼上告示。這兩個要求他們都答應了。回來時我高興得難以形容。日本使館的田中副領事還說，他將去找兩個日本憲兵在夜裡站崗。他是一個善解人意和稍帶憂鬱的人。當一切都辦妥，我準備給大使館司機小費時，他說：“使中國人免遭徹底毀滅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為數不多的十幾位外國人。”如果對這些毀滅和殘忍沒有任何限制的話，將會是什麼樣呢？由於有米爾斯先生和兩名憲兵在大門口守衛，數日來我第一次安靜地上床睡覺，並認為一切都將會好起來。
當我在辦公室裡寫這些日記時，我希望你們能聽到我門外的喧鬧與嘈雜聲。我猜想，僅這一棟樓房裡就有600多人，我估計，今晚校園裡一定有5000人。由於缺少住所，今晚他們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廳和走廊都住滿了人。我們不再分配房間，開始時，我們在理想主義的驅使下曾試圖這麼做過，但現在他們能夠擠在哪裡，我們就讓他們擠在哪裡。
瑪麗和布蘭奇·鄔都搬到實驗學校來了。
12月19日，星期天今天又有大批驚恐萬狀的婦女和年輕姑娘擁入校園。昨晚又是一個恐怖之夜。許多人跪下請求讓她們進來。我們讓她們進來了，但不知今夜她們將在何處睡覺。
8時。一個日本人同日本使館的一位官員一起來了。由於我們已經知道難民的米不夠了，我要求他把我帶到安全區總部，他同意了。在總部，一輛德國車送我去見索恩先生，他負責大米的分配。他許諾9時把大米送到學校。隨後，我坐這輛車回寧海路5號。現在惟一能保護汽車的辦法就是有外國人在場。在我走回學校的路上，許多父母親和兄弟們一再請求我，要我把他們的女兒、姐妹帶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有一位母親，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