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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站出來表示反對，併為之爭辯。一些賢嫉妒能的將領早就主張除掉劉，這時趁機勸劉玄殺劉，正中劉玄下懷。於是，劉與劉稷同一天慘遭殺害。
當訊息傳到劉秀耳中時，儘管他內心悲憤異常，但表面上卻顯得異常鎮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時自己只要稍有問題，就會遭殺身之禍。於是，他立即前去朝見更始帝，向他謝罪。而對自己在昆陽所立的戰功，卻從來不向別人提起。他也不為劉服喪，吃喝談笑一如往常，好像壓根兒就沒有發生殺兄之事一樣。劉秀的泰然神情，終於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覺得對不起劉氏兄弟，便拜劉秀為破虜大將軍、武信侯，劉秀終於避免了殺身之禍。三個月後，劉以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鎮慰州郡，網羅人才，招兵買馬，開始了統一中國的事業。
劉秀曾說：“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術。”他對部屬很少以刑殺立威。劉秀領兵攻下邯鄲，殺死守將王郎以後，繳獲了不少檔案，其中有幾千封劉秀部下給王郎的書信。這些人怕劉秀為此懲罰他們，因此惶惶不可終日。但出乎意料的是，劉秀沒有那樣做。他把所有的軍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這些書信統統當眾燒燬。他說：“過去敵人強大，你們當中有人辦了糊塗事，我不怪你們。現在你們都可以放心了吧！”劉秀的做法確實氣度不凡，讓那些曾三心二意的人打消了顧慮，對他感激不盡。至於部屬的一些小過失，劉秀就更能抱寬容態度，不予計較。即使對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將功折罪，劉秀也既往不咎。如：更始帝大司馬朱鮪堅守洛陽時，劉秀曾派人勸降。朱鮪說：“大司徒（劉）被害時，我參與了害他的計謀，又勸說更始（劉玄）不要派蕭王（劉秀）北伐。我知道自己實在有很大的罪過。”劉秀卻鄭重其事地說道：“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怎麼會誅罰他呢？我面對黃河發誓，決不自食其言。”朱鮪投降後，官拜平狄大將軍，封扶溝侯，“後為少府，傳封累代”，劉秀始終沒有對他進行報復。此外，劉秀又從其他營壘中接納了一大批有經世之才和辦事能力的文職官員，以及馬援、馮異、寇恂、吳漢等名將，大大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後，劉秀不僅沒有像漢高祖劉邦那樣殺戮功臣，還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終如始，有意儲存功臣。
第三部分：堅忍文武各官 盡出伊門
康熙帝除權臣鰲拜，也是一種堅忍成功的事例。康熙接位時，在四個輔政大臣中，由於索尼年老，遏必隆軟弱，蘇克薩哈勢力小而且與鰲拜不合，結果造成了鰲拜的專權。他廣植黨羽，排除異己，對於“相好者薦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於是，出現了“文武各官，盡出伊門”的情況，從中央到地方遍佈他的心腹。鰲拜依仗權勢，專權橫行，經常在少年天子面前“施威震眾”，而且多次揹著皇帝“出矯旨”，事事凌駕於其他輔政大臣之上。他“辦事不求當理，稍有拂意，即將部臣叱喝”，輕則辱罵，重則治罪；他甚至把官員給康熙皇帝的奏疏私自帶回去，同心腹親信商議，“凡事在家議定，然後施行”。鰲拜恣意妄為，獨斷專行，儼然成了太上皇。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鰲拜以當年多爾袞在圈地時偏袒正白旗為由，提出要與正白旗換地，並聲稱，如果土地不足，“另圈民地補之”，企圖以換地為名，再次掀起大規模的圈地高潮。這實際上是要重演入關之初的虐政暴行。儘管這一主張遭到各階層的反對，但鰲拜全然不顧，派遣自己的親信到京畿一帶“踏勘”旗地，以這些旗地“沙壓水淹，不堪耕種”，“鑲黃旗地尤不堪”為由，堅持要換地，並強令有關各旗辦理圈換旗地事務。此令一出，當地滿漢人民十分恐慌，“所在驚惶奔訴”，“哭訴失業者殆無虛日”。對一些敢於反映群眾情緒，請求停止換地的官員，鰲拜大施淫威，要求皇帝將這些人處死，年輕的康熙皇帝雖然不同意鰲拜的做法，但也阻止不住他的一意孤行。結果，反對換地敢於直言的官員被絞死，家產被籍沒。這次換地事件，嚴重地破壞了生產，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激化了社會矛盾。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康熙帝親政。按理說，輔政大臣應將權力移交給皇帝了。但鰲拜仍把持權力，不願歸政，企圖把年輕的皇帝變成任憑自己擺佈的傀儡。輔政大臣蘇克薩哈鑑於皇帝已親政，要求辭去輔政大臣的職務，把權力歸還皇帝。這一舉動刺中了鰲拜的要害，將了鰲拜的軍。鰲拜當然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臺，他以極其專橫的態度誣陷蘇克薩哈是“揹負先帝”，“欺藐皇上”，“紊亂朝政”，羅織了二十四大罪狀，要把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