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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取得了大學文憑。由縣常委委員、磐石縣武裝部長呂部長的推薦，包玉鳳被調到了磐石縣縣委秘書科工作。
包玉麟失蹤的事實在公安局備了案的。可是事實上，包玉麟每個月從國外寄錢回來的事大家也都清楚。但是這畢竟是包玉鳳的事情，只要她不說，誰也不願意去點破這個事情。畢竟大家都清楚當時的情況。把一個人逼到了那個地步，他還能活下來就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了，如果再以這個為藉口為難包玉鳳，就顯得太不盡人情了。
包玉鳳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如何聯絡上弟弟，可是幾年時間過去了，包玉麟除了按時給家裡寄錢以外，從來都沒有留下過地址。包玉鳳也不知道該怎麼聯絡包玉麟，只能透過每個月寄來的錢斷定弟弟還活著。每個月，收到包玉麟匯款單的日子就是包玉鳳和媽媽最高興的日子，包玉鳳總會高高興興將匯款單拿回家，將匯款單上的每一個細節跟媽媽分享。
所有的人都認為，包玉鳳恐怕是整個磐石縣最有錢的人之一。縣銀行有人悄悄的算了一筆帳，包玉鳳的外匯存款將近有15萬美金。這可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可沒有人知道，包玉鳳每次只是負責將收到的錢存進銀行而已，存摺的密碼連她都不知道。包玉鳳的媽媽說了，只要包玉麟還活著，早晚是會回來的，這錢得幫包玉麟存著，等他回來了用。娘倆的生活就全憑包玉鳳的工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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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的時候，磐石縣統戰部接待一個很意外的香港團隊。這個香港來的團隊的組組成複雜，有香港社會福利屬的，還有香港聖嬰孤兒院，當然，還有一個5歲大的孩子。
統戰部的凌部長是第一次見到天主教的嬤嬤。他很意外，按理來說，接待教會的人的事情應該歸到宗教事務管理局，怎麼會找到統戰部來了？
“請問有什麼事麼？”不管怎麼說，在這個沒有外事管理局的縣城，跟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打交道的是就都落到了統戰部的頭上。一番客套之後，凌部長問道。畢竟中英香港問題《聯合公報》已經簽署了，香港不再是一個令人陌生的地方。
“是這樣，我們香港社會福利屬的以前有一個分支機構，叫香港國際難民署。在1980年2月，我們接受的一名越南難民在香港生下了一個孩子。孩子出生後不久這個女士就去世了。於是我們將孩子送到了香港天主教聖嬰孤兒院。該女士留下了兩份遺囑，根據她的遺願，我們在孩子5歲的時候開啟了第一份遺囑，發現這是一份交代孩子父親身份的檔案，根據孩子母親的遺願，她希望她的孩子在5歲以後能夠回到大陸他父親的身邊接受教育，所以我們把孩子送回來了。”香港社會福利屬的官員解釋著。當年接受香港難民的時候，難民署就擔任了遺囑執行人的角色，但是這樣的遺囑他們還是第一吃碰上。考慮到《聯合公報》已經簽署，社會福利署決定執行這個遺囑。
“有這樣的事？他父親是什麼人？”凌部長也頭疼了。這種情況恐怕還真沒什麼地方碰上過。好好的香港不呆，要會大陸接受教育？他拿過武紅纓留下的遺囑仔細看了一遍。
凌部長沒有想到，武紅纓跟姐姐從小就在中國留學，在她看來，中國的教育質量和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為了孩子的未來，她希望孩子能回到中國接受教育。
武紅纓在遺囑上詳細記錄了包玉麟的身份和他的家庭地址。這些材料都是武紅纓從包玉麟的檔案裡找出來的。香港社會福利屬的官員之前已經去過軍區，得到的回答是包玉麟已經退伍回原籍了，所以他們找了過來。民政部門一看是跟香港人打交道，直接就推給了統戰部。
這下，凌部長為難了。畢竟這樣的事還沒有先例，該怎麼處理，他也很為難，可是有一點，如果是真的（他相信不會假），怎麼都得讓別人一家團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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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退伍兵這樣一條資訊，於是，縣武裝部的呂部長被找了來。
呂部長一聽說是有關包玉麟的事，當然記憶猶新。這幾年，他每年都要接待幾批來找包玉麟的人，幾乎都是當年河內戰俘營的戰俘，很多時候，這些人根本不好意思去見包玉鳳和她的媽媽，只是委託呂部長將他們的一些心意轉交給包玉麟的媽媽。現在一說起包玉麟的事，呂部長當然清楚。
“包玉麟的事情我知道，他是一等功臣，當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時候他被俘過，在戰俘營，為了掩護戰友脫逃，他不幸再次被俘。回國後，由於一時間沒有查清楚情況，包玉麟同志受了很多委屈。後來在1981年，包玉麟同志失蹤。到現在還沒有他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