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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強烈反對那些限制我們改造世界的能力的觀念。我們看到期望與現實之間存在的差距。在本學院所受的韋爾斯利式教育激勵我們努力去填補這個差距。於是我代表69屆的同學們說道：“當前的挑戰是實施政治主張，實現看起來不可能的事，這是一種藝術。”這仍然是對當前政治的挑戰，尤其在憤世嫉俗成風的今天，更是如此。
當時我所提及的志向是：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的氣氛中為建立密切協調的生活而奮鬥。我的意思是一種將個人在愛情與工作中的自我實現與承擔更大範圍的社會責任結合起來的生活。
畢業典禮和我的豪言壯語結束了。我直奔瓦班湖，從此開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在那時，或許今天仍是這樣，除了在海邊，禁止在湖裡或其他地方游泳，但是，我喜歡破這個例：我換上泳裝，把衣服堆在地上，摘下我那可樂瓶底兒似的深度眼鏡（就是你們在許多圖片中和全國各地出版物中見過的那種），趟水走到湖心。
正當我歡快地游來游去，為自己捱過了一天而感到寬慰時，一個保安人員巡邏過來了，他把我的衣服和眼鏡統統拿走了。可以想像得到，當我從水裡出來後既找不到衣服又找不到眼鏡時是多麼吃驚。沒了眼鏡，我像瞎蝙蝠一樣，只得摸索著，走回斯通·戴維斯。
總算我運氣，那一幕沒有老纏著我。在社會新聞欄人家可以寫這麼一個標題：“指點他人的女孩自己卻迷失了方向。”或者更恰當一些，像一些小報可能會這麼寫：“泳女被外星人變成盲女。”
由於醫學技術的進步我已不戴那種眼鏡，而是換上隱形鏡片，但我希望今天的視野會由於另一個原因而更為清晰：多年經驗形成的洞察力。有機會和你們，尊敬的92屆畢業生們一道回憶那段經歷，對我來說是一種榮幸，更有一種回到孃家的親切感，而且我也願意更個性化，更有人情味。
韋爾斯利學院培育、激勵並且引導了我，它所給予我的不僅僅是知識，而且還有一種始終支援著我的價值觀念。當年我還有什麼地方比這兒更適合談論建立一種和諧生活的挑戰呢？
還有什麼時刻比1992年春天更適合探討婦女與其所關心的問題呢？
在過去幾個月中，我走遍了美國各地，和許多婦女進行了交談：他們有的在掙扎著撫養子女，勉強繼持生計；有的在同限制他們加薪升職機會的性別歧視作鬥爭；有的關注著自己以及家庭的保險金額的上漲；有的因離婚後沒有足夠的或根本沒有子女撫養費而使生活水平直線下降；有的目前沒有適合的工作，僅靠越來越少的福利為生；有的則因流產又將成為犯罪行為而極度痛苦。我們必須傾聽這些婦女的心聲，我們必須關心她們。
我也同婦女們談到我們共同的願望：教育子女，保證他們能夠得到他們所需要的醫療保健，保護他們不受正在日益上升的街道暴力行為的侵害。人們要問我們的國家怎麼會落到今天這步田地？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在學校裡不進行消防訓練卻讓他們進行實彈演習？做母親的當然為孩子們操心，這是母親的天性。
那些為孩子們準備好午飯的婦女、那些趕早班車去工作的婦女、那些在家長教師聯誼會忙到很晚的婦女、那些把所有空餘時間都用於照料年邁的父母的婦女，她們不需要聽政府關於道德標準的說教。她們不必聽關於一個從來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樣正義或那樣無憂無慮的理想化世界的宣傳。她們和我們需要理解，需要人幫一把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是的！我們需要實際幫助。我們大多數人正在盡最大努力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平衡———經濟平衡和心理平衡。
在我看來，這個平衡是由家庭、工作和服務三部分構成。
首先是你的人際關係。歸根結底，人們需要友情、友誼、社團，因為生活需要有個掩蔽處，而朋友和鄰居，工作中的同事，教堂裡的相識———不論何時何地你必與人們接觸，總之所有的人都會觸及你的日常生活。如果你願意，也可選擇互敬互愛的婚姻。我有許多朋友，我們至今仍保持著很密切的關係。1965年我作為一名新生，從芝加哥郊區來到韋爾斯利。當時，學校和國家都正在經歷著一段急速的，有時是動盪的變化時期。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感到，這是考驗人的時刻，也是要求人發揮最大能力和作用的時刻；反過來，從我們到校的那一刻開始便對學校提出了要求，發起了挑戰。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甚至不能同意在政治上看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