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

第27部分 (第3/4頁)

他的叔父謝順發，當年約38歲，未婚，居住在亞沙漢，擔任雜工維持生計，有一天，其叔父與一班工友在亞沙漢市區工作時，突然與其他人一齊被日本兵捉去，聽說他們都是被載到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蝗軍下毒手屠殺。

謝奕文字人則於某一天下午4時左右在園址的工人宿舍，被突如其來一隊日本兵強迫他等25人一同登上軍車，然後被載去芙蓉集合。

第二天，他們一行25人及其他人士，被安排乘火車前往泰國的“萬蓬”地方，接著轉火車向名叫“金沙育”的地方前進，到了目的地後又再翻山越嶺，步行約一英里的路程，總算到達深山野嶺的建築鐵路工作地點。

在上述工作地區，除了他們25位華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印度裔勞工，總共約五六百人之眾。

當時他們一班人的工作任務是搬運木枕，以供其他工人安置鐵軌，有關工作非常辛苦，不過有一點令人感到慶幸的是，管理他們華裔工人的日本兵頭比較善良，所以沒有隨意欺凌工人，每天供給的糧食也相當不錯。

至於其餘的大群印度裔工人則沒有那麼幸運，因為他曾經看見許多表現比較懶散的印籍工人被日軍毆打，甚至進行嚴刑處罰，殘酷之處，任何人見了都會感到膽戰心驚。

謝氏又說，若按照當時日本兵的口頭許諾，當他們工作期滿三個月後，是可以被放回家的，而且每天可以領取二元（泰幣）的工資，可是當他們辛苦工作了三個月之後，蝗軍並不肯放人，卻把他們轉碼頭到“馬南加西”去幹相同性質的工作，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他們惟有遵命聽從，誰也不敢反抗。

在新的環境下，工作不但更加辛苦，所得到的對待也差勁，後來幸好得到管理前碼頭工地的日本軍官的說情，新管理層才放鬆管理尺度，他們才不至於受到更大的苦頭。

福星高照

過了一段時間，他與同伴韋亞明和梁亞德可說是福星高照，被遴選擔任專門伺候日本軍人膳食的事務，而不必再做苦工，一直做到日本投降後為止。

日本宣佈投降之後，一支聯軍開到當地，將全部工人召集到“他蒙區”集中營，總數約有6000人，大家在那裡住了六個月之後，才由聯軍安排分配所有工人，分批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後改乘火車回家鄉。

他表示，該次被日軍召去當建造死亡鐵路勞工，而有機會回鄉與親友重聚，可說是萬分幸運，因為不少人都得了瘧疾、瀉痢症、爛腳病等。軍方只有供應“金雞納霜”單味藥品，患病者只好聽天由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病死異鄉，白白犧牲寶貴的性命。

謝氏在當地工作前後大約兩年的時光，在他那一夥25人當中，只有兩位同伴不幸在工作地點去世，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謝奕文指出，當他在“他蒙區”集中營時遇見了故鄉同村的人，對方說其父親在他走後，也被日本軍送去泰國建築死亡鐵路，是列入第三批的名單中，只是各自在不同的地點工作，因此彼此沒有機會見面。該同村朋友也向他報告不好的訊息，他才知悉父親在工作期間由於患上不治之症而在工地與世長辭，他聽後感到萬分悲痛，可是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謝氏在日本軍佔領馬來亞時期，先後失去了父親與叔父，這種人命的損失實在太大了，因此他要求日本政府必須給予合理的賠償。

（參見本節案例149）

30。　鄧麗華：　《張國輝夫婦追述傷心往事“蝗軍嚴刑害死父親”》

張國輝（左）與王翠英要為先人討回公道

（吉隆坡20日訊）日治時期，發生許多家破人亡的慘劇：　張國輝（71歲）的父親張家佑就是在那個亂世期間被蝗軍殺害，讓他的家人蒙受痛楚和綿綿恨意。

為了向世人告發日軍的殘酷行徑及討回一個公道，張家佑的兒子張國輝和媳婦王翠英今日向本報控訴日軍的罪行。

王翠英（69歲）說，日本南侵前，他的家公是在雙溪古月的一家鐵船公司當電器管工，那個時候他們的家境可說是不錯的。然而好景不長，當日軍佔領了馬來西亞後，形勢的危急和混亂使得人心惶惶，結果張家佑被迫停工，帶領一家大小躲到安全的地方。由於失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

稍後，形勢略為平定時，張家佑重返鐵船公司上班。本以為黴運已過，不料他的一位同事卻遭日軍帶走，幾天後一個下雨的清晨，該名同事隨同幾個日本人到張家佑的家裡，把他帶走，同時也另外捉走了四名同事。

“那天其實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