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時期新馬華人受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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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鳶媯�1993年12月2日。由於糧食很少，生病後缺醫少藥，且無人照顧，病人死亡率很高，據統計慘死者有6萬餘人，傷殘者4萬人，也就是說每一里長的路軌，是用64名戰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換來的，因此這鐵路被稱為“死亡鐵路”。馬來亞紀念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工委會編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據時期殉難同胞追思活動1995年—2001年紀念刊》，2002年8月，第14頁。直到戰爭結束時，還有2。4萬餘人滯留在曼谷，其中約有4000餘名是華工。除了泰緬“死亡鐵路”外，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也有一條120多公里的“死亡鐵路”。1944年4月，日本強徵一批華人前往印尼蘇門答臘島，他們被迫建築一條從巴幹峇魯直通馬魯的鐵路，這條鐵路途徑大片森林，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瘧疾叢生，他們受到的虐待與超負荷工作如同泰緬“死亡鐵路”的勞工一樣，“由於不能忍受當時惡劣的環境，而有約半數人身亡。”而僥倖生存下來的勞工也是百病纏身，戰後生活異常艱難。

導言：歷史是一種責任（2）

日軍對新馬華人的經濟掠奪更是厚顏無恥。在佔領新馬初期，他們強迫華人自動交納“奉納金”5000萬元以示懲罰。由於時間緊迫，華僑協會到期只籌集到2000餘萬元，在無法籌足的情況下，華僑協會只得向日本橫濱正金銀行貸款湊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納金時訓話說：“華僑在戰前，因為受到英美反宣傳的影響，更由於重慶政府的欺詐和慫恿，曾有過排日的行動。更甚者，是參加英美宣傳和幫助英美攻擊日軍。這種行為，本來應該以敵人論，但華人數千年來，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薰染中成長，所以最後能翻然覺悟，痛自反省，而以自願的態度，發起籌募捐奉納金。但你們必須深加明瞭，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們切勿以為奉獻了奉納金以後，各人的責任就已經完盡了，你們必須痛改前非，勇於改過。如果還不理解自己的過錯，仍然必須受到嚴厲的懲處。”馬仲漢主編：《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亞太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頁。這篇訓話講稿充分暴露日軍的強盜邏輯。

除了赤裸裸地強迫華人交納“奉納金”外，日本在佔領新馬期間更為險惡的掠奪手段是透過大肆濫發軍票因日軍發行的軍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圖案，故軍票俗稱香蕉票或蕉票。日軍在馬來亞地區發行的軍票上印有“保證可以兌換”字樣，但是日軍戰敗後這些軍用票立即成為廢紙。的方式掠奪華人財產，據估算日軍在佔領新馬期間共印發軍票70億到80億元。《日本濫發軍票與蒐括物資一斑》，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頁。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後，重新收復接管新馬的英國政府拒絕承認此項軍票，因此，日本發行的軍票一夜之間成為廢紙。據1946年1月調查統計，僅新加坡一地普通華人和華人商會軍票損失達270822000元。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頁。

在日佔新馬期間，華人所遭受的痛苦遠不止上述數種。歲月的流逝雖然沖淡了眾多受害者對當年日軍暴行的痛苦記憶，但有心人前赴後繼的調查與研究將給歷史留下有益的經驗與教訓。

三、　尋求歷史真相與伸張人類正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諮詢局對日軍在佔領新馬期間的暴行進行調查登記，南僑總會成立新加坡市內外調查委員會曾逐戶分發調查表格進行調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體鳴冤委員會也對受害情況做了一些登記，許雲樵教授經過20餘年的艱辛努力，到1971年時已尋找調查到新馬華人殉難名單8500個。但是，由於受到冷戰體制的影響，戰後新馬地區華人受害調查同亞洲其他受害國一樣並未引起足夠重視而得到充分展開。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事實的挑釁引起了亞洲受害國民眾的極大憤慨，一些學者和普通民眾為了尋求歷史真相與伸張人類正義，踏上了漫長的調查日軍暴行的征程，在這一群人當中，馬來西亞華人受害倖存者孫建成是其中的傑出代表。1942年3月16日，在日軍一次大屠殺中，當時只有7歲的孫建成全家有9個親人慘遭殺害，他由於機智躲避才僥倖逃脫日軍的屠殺。在日本友人的鼓勵下，1985年，他開始參加揭露日軍暴行的活動，1992年，他發起成立了“日治時期蒙難同胞家屬協會籌委會”，呼籲受害華人積極協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