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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介入了兩個不可逆轉的東西以後就非常難辦了，一個是政治，一個是金錢，這兩個東西都是有權勢的，它們一定要干涉你的，無論從任何角度。話劇它不需要那麼多的資金，不會產生那麼大的利益，它不會成為一個那麼大的產業，所以它相對保持了一種自由的空間，說話的空間、表達的空間。
“不高興”這東西其實是很容易得到共鳴的，因為“不高興”是好溝通好描述的，把痛苦，把不高興寫得淋漓盡致，同時還得保持尊嚴。在生活面前，那些敏感的，有夢想有追求的藝術家，或者文藝青年，選擇“不高興”比“高興”要容易得多。我曾經也是這樣“不高興”的典型，“不高興”的終極表達者。的確，在這樣的人生面前，選擇“高興”是非常困難的，也很難被理解的。特別是，選擇“高興”這是需要非凡力量的，比選擇“不高興”更多的力量。
實際上，你的意思要表達清楚是不可能的，表達只能無限地接近你的意思。
你的表達方式就代表內容了，美感，驚奇也算是一種內容。有些當代藝術，假模假式有內容，其實沒有內容。好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內容。
世界觀不同，形式感也就不同。
藝術是什麼呢？你看琥珀是什麼，琥珀就是松樹上留下來的汁液，軟的，完全不成形的，黏糊糊的，從樹上流下，什麼都不是，但是經過幾億年，它被封存在地殼裡，經過了風吹雨打，歲月變遷，最終變成了晶瑩的琥珀。對於我來說，生活就是那些松樹上流下來的軟的，不成形的，什麼都不是的松脂。它們只有經過藝術家的心以及我們所有的努力——就像那些漫長的歲月一樣——把它變成一塊寶石。
如果一個作者誠實，他的作品就都一定是自我的坦露。不必具體談論自己的生活，對人和世界的看法決定了你的描述，這種坦露是掩蓋不住的。
一個東西如果適合年紀大的，小的，胖的，瘦的，樂觀的，悲觀的，智商高的，智商低的，那它一定是一個平淡無味的東西，沒有任何特色。戲劇不需要這樣的東西。
《柔軟》這出戏是從本質的問題出發來構造的一個故事。它講的不是世俗的生活技巧，或者某種簡單的情緒情懷、一個起承轉合的愛情故事，都不是，它只是關於人的。我想透過進入禁忌來試圖探討真相，試圖找到真相。《柔軟》是進入禁忌去尋找真相，我沒法用幾句話解釋我想說的，那我就去寫一個戲，營造一個故事，設定看起來很怪異的人物——不是平常的人，他們處在一個很極端的、不同尋常的氛圍裡面，他們所做的事兒也是非同尋常的。我想用這麼一個故事把你帶入我想表達的情境。
《柔軟》中有完整的一段關於變性的描述。其實我想說的是，你認為男人和女人很神秘，或者說他們非常不同，那我現在告訴你，他們沒有那麼不同。從物理的角度，我告訴你一個凸是怎麼變成凹的，這是人類完全可以像上帝的手一樣，用手術刀做到的，它既不可怕也不神秘，而且有很多人在這樣做，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事物的本質。
冷嘲熱諷也是關心社會理想的一種方式吧。
《戀愛的犀牛》並非在探討世俗愛情，它不想具體說明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合適與否，它要說的是人怎樣追求自己的夢想，怎樣在世介面前保持自己的尊嚴。每個人獲得尊嚴的方式不同，對馬路來說，堅持到底就是一種尊嚴，是一種對生命的信仰，堅持會產生奇蹟。
第二部分 她寫（經典臺詞）
1．悲觀主義的花朵
引子：生命不息，戀愛不止
廖一梅
去年冬天的時候，我在中山公園音樂廳聽劉索拉的音樂會。中間有一首曲子叫著《飛影》，是索拉的人聲和楊靜的琵琶相和。我從未聽到過那麼性感，激情，充滿內在力量的聲音，一陰一陽，相隨相抗，相戀相纏，互相依傍互相攀升，直聽得我毛孔張開，臉生潮紅，那是愛，或者說兩性的高潮，是人的生命力所在。
索拉說過個故事，她在美國的時候和非洲原始教派的主教相熟，有一次她跟那位主教閒聊，說自己有一陣子沒戀愛了。那主教不以為然地批評她說：“你怎麼能這麼不重精神？！”對於非洲的宗教而言，不戀愛的人是太物質的，糾纏於現實世界的泥潭中，精神不能飛翔。
愛情不是永恆的，追逐愛情是永恆的。就是我對人類情感的基本認識。
“愛情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疲憊生活中的英雄夢想。”還是杜拉斯的那句老話。年輕時抱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