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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年增長三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0年的主要奮鬥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議》提出:實現奮鬥目標的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域性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27日,江總書記在全會召集人會議上講話,強調:“我們的高階幹部,首先是省委書記、省長和部長,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定要講政治。我這裡所說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鑑別力、政治敏銳性。在政治問題上,一定要頭腦清醒。”28日,江總書記在全會閉幕時講話,強調要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並且系統闡述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第一、二、三產業的關係;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係;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的關係;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係;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全會決定增補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九五”期間,中國經濟環境所面臨的複雜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在當時被美國《時代》週刊比喻成“飛向太陽的鳥,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發於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外貿出口增幅從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資額跌至20年來最低點;在國內,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場上已經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企業家們都在忙著大打價格戰,大商場也尋找一切理由打折。就連世都百貨——北京城當時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時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這樣,消費者還是不為所動。
事實上,在1997年,關於“軟著陸”後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已經頗有爭議。這年年初,一個名叫劉慧勇的人曾上書**,建議應當注意通貨緊縮。但這種觀點在當時並未成為主流認識。
到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已相當明朗,並與一系列國內問題疊加,使經濟受阻。2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時任副總理的**發言表明,決策層不僅注意到了內需不足的存在,還下決心戰而勝之。
當年8月2日,**第一次明確提出“擴大內需”的構想。國務院隨後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重點用於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時採取了降低存貸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稅率等在內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與普通民眾生活休慼相關的教育、醫療和住房三項,也從1998年開始了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和之後開始的黃金週等措施一起,發揮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而從1999年開始的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則與1998年年底呈交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緊密相關。這封由經濟學者湯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寫的信建議,在3年至4年內使中國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他們估算,擴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億元左右的消費需求,同時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新增的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
這封信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重視,並很快有了回應。次年,有關部門擬定計劃,招生人數比前一年增加20%多,幾個月後又增至47%。
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對於拉動經濟增長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8%。這年年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米勒來到北京,與朱杌總理進行了長談。**幽默地請米勒教授轉告《時代》週刊,“我的翅膀還在”。
3。4%1997年年末,全國下崗職工人數為1200萬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萬人。就業狀況的惡化使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勢開始減緩,1997年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3。4%,處於9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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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8。3%,大大高於世界平均3。8%的增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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