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華1903

第49部分 (第2/4頁)

“對，北洋！”

很多人都會問，中國歷史為什麼選擇了袁世凱而不選擇孫中山？這是具體而微的問題，必須分析雙方的力量、制度和人望等因素，考慮哪一方更適應中國的國情；北洋是從淮軍系統演變而來，到了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正式形成的一個具有家族性質的政治利益團體，結構相對緊密，以袁世凱為核心。且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憲政改革時期，北洋集團掌握了絕大部分的行政資源，並且以北洋為代表的晚清官僚們也在這場註定失敗的改革中累積了大量的近代政府運作的經驗。

而以同盟會為代表的眾多反清會黨團體本身並未超脫中國傳統會社組織形式，其結構的鬆散程度導致了內部山頭林立，各個組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而且儘管孫中山相對來說知名度比較高，但事實上在反清會黨群體內部無論孫中山還是黃興都缺乏足夠的領導威信和能力。並且會黨人員空有革命熱情但是實際的行政能力以及社會地位相對北洋諸人來說都普遍偏低。

應該說袁世凱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貢獻是孫中山無法相比的。

軍事上，袁世凱建立的新軍標誌著中國軍隊從傳統中世紀封建組織結構轉變為近代化的軍事組織力量，其表現在袁世凱在建立新軍的過程中培養了以保定軍校畢業生為代表的大量近代軍事人才，而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中國近代的政治走向。

行政上，袁世凱在擔任北洋大臣期間參照東西成法，擬定警務章程，創辦了巡警局以及巡警學堂開創中國近代警察制度開端。並且在聯軍交換天津期間用巡警替代軍隊有效的伸張了國家的主權。而且在晚清憲政改革中極力施行新政，徹底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序幕。

開啟民智，袁世凱在擔任北洋大臣以及總理大臣過程中大量創辦了新式學堂，並且大批派遣留學生出國，可以說晚清時期派遣的留學生數量之多唯有半個世紀後新中國大規模派遣留學生可以媲美。當然不能說這裡面全是袁世凱的功勞，但和袁世凱為首的開明官僚的大力提倡和支援是分不開的。

而孫中山對比之下則顯得革命熱情有餘，實幹不足，在國際與國內的威信也就無從談起，可以說在一直到辛亥革命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孫中山相比袁世凱是缺乏影響力的。而且對中國近代化建設的實際貢獻來說，孫中山和袁世凱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國際上的影響力，袁世凱自從擔任北洋大臣以來，一直透過身邊的幕僚蔡廷干與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里循保持緊密的聯絡，從而在莫里循對晚清新政的一系列報道中對袁世凱諸多溢美之詞，使得袁世凱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相比孫中山要大的多。在辛亥革命爆發以後以莫里循為首的西方記者無一不把拯救中國時局的希望寄託在了袁世凱身上，從而也使得列強在選擇支援物件方面偏重於袁世凱而忽略了孫中山。

孫中山雖然在日本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與支持者但是由於缺乏地方實力派的支援與國際輿論的影響使得列強在考慮是否支援以他為首的南方臨時政府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由於列強的舉棋不定導致了南方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從而大大影響了戰局，而戰事的失利也使得列強轉而支援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方政府。

最後，中國的傳統性的社會選擇習慣使得袁世凱脫穎而出袁世凱無論從其出身已經政治經歷都符合中國當時傳統社會的道德認知與政治習慣，使得他得到了當時在中國政治、社會生活中居主導地位計程車紳階層的認同與支援。孫中山雖然有革命激情和理想，但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的主要精英階層在經歷了70餘年的開國之後並未由傳統計程車紳轉變為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革命派。所以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反清會黨並不能得到當時佔據中國各個方面主導地位的傳統力量的認可，這也是為什麼辛亥革命時社會底層依然以為革命黨是為了反清復明，給崇禎報仇，以及大批革命黨人在革命成功紛紛被傳統官僚所取代的原因。

徐天寶問丁開嶂道：“把舊天下打爛容易，可如何建立一個新天下，同盟會現在可有長遠打算？”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丁開嶂有些激動地說道：“這就是我們的綱領。”

“驅除韃虜？哪些人是韃虜？將他們往哪裡驅？滿洲、蒙古、回疆，是不是我中華國土？再說平均地權，土地都有主人，如何平均？如何讓田地多的人主動願意把田地分給別人？”徐天寶問道

丁開嶂一時無言以對，到最後，丁開嶂只能搖了搖頭，說道：“認識事物是需要一個過程的，等徐老闆你經歷了這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