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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是雙方採用武力對決的手段，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流血的“南北戰爭”，勝者用武力統一中國。如果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中國就有南北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危險。另一種選擇是雙方採用和平的議和方法統一中國，當時和平議和的關鍵掌握在袁世凱手中，“南北戰爭”能夠避免嗎？人們把視線聚焦在袁世凱身上。
現在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歷史倒車的人民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單。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譭，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慾的野心家，一些歷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其實１９１２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在葉利欽上臺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臺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兩個最基本條件：清帝退位和採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國體。對於清帝退位，袁世凱等漢族大臣基本全部贊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國該採用什麼國體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分歧較大。袁世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開明專制”的支持者，也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制。不過袁世凱還是同意了南方政府採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華民國總統有近似於獨裁的權力。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凱的集權總統方案，南北政府合併，使中國避免了內戰和分裂的危險。
如果說袁世凱有什麼“功績”的話，應該首推“統一中國”。當時革命黨人十分激進，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當時沒有袁世凱堅持維持一個強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很可能就要分成幾個國家。另外蒙古和西藏當時是清王朝的藩屬國，辛亥革命後，俄國和英國曾設法謀求蒙古和西藏脫離中國，但袁世凱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贊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贊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制。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面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面，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３０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裡。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留學的法國緊急回國，參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