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石安門外(同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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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自始至終沒有免疫。

周小川他們家不算有錢，也就和我家差不多吧，實現在所謂的“工薪階層”，不過比幸運程度他就不如我了，他爸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成了右派，在建安裡一巷靠馬路那排院子的山牆後頭，臨時搭的臺子上挨批鬥，胳膊讓人擰在身後，頭壓得很低很低。當時的場景我沒看見，這些都是大人的陳述，但我想，如果我看見了，肯定會嚇死，如果川川看見了肯定連哭都哭不出來了吧。

那個年月對於大人們而言很艱難，但對於無知的孩子卻沒有什麼影響，我們那時還太小，趕在文革中後期出生，童年結束的時候文革也結束了，記憶中似乎只有人們軍綠色、灰色、藍色的衣服，還有人人手中的小紅本和家裡成堆的毛主席像章，對於那場浩劫究竟從人們心中劫走了什麼，我們一無所知，至少那時一無所知。

川川他爸直到七三年年底才放出來，那年我五歲，川川四歲，但經過一年多的摧殘，他爸感覺比他爺爺都顯老，不是我誇張，那個年月，人不死，心也死了，人不瘋，心也瘋了，人不老，心也老了。我和等慶幸我那時的無知，若已初涉世事，怕是會在有更多領悟的同時經歷更可怕的毀滅吧。

文革結束那年我七歲半，不過對誰我都喜歡說虛歲，川川也是。在建安裡頭條全跑到街上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們倆就跟在大人屁股後頭在人群裡鑽來鑽去，揀地上沒點著的紅色小鞭炮，一邊揀一邊往自己衣兜裡塞，然後我拉著他的手一直從秧歌隊尾追到排頭。鑼鼓點驚天動地，滿眼都是誇張的笑臉，腳下踩著鞭炮爆裂的紙屑，我們好像比那些大喊“勝利了”的人們更快樂。等到人群漸漸安靜下來，鞭炮和鑼鼓也不再響的時候，我們已經跑出去好遠了，回頭看，似乎只有護城河水躍過矮壩時的轟鳴

那是一天發生的事嗎？還是說持續了很長時間？不記得了，這些問題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只是瑣碎，我們在乎的，能讓我們興奮不已的，只有口袋裡滿滿的紅色小鞭炮，那些鞭炮我一直儲存到春節，不過川川不一樣，他回到家當天，那些鞭炮就讓他爸給點了，放了。後來川川告訴我，那天他爸喝多了，醉到胡言亂語，還半夜在院子裡高唱“川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

大人們可能是“氣沖霄漢”的，我們卻不懂得何謂“氣”，何謂“霄漢”，這種不喊出來不為快的感覺我們不知道，直到好多年以後，有了厚重的人生積澱之後，才找到了“氣”的存在，但“霄漢”的高度卻始終不能摸索到，亦無法憑仰望來目測，而且最重要的是，那股氣似乎缺了點什麼，總也“衝”不上去，大概缺少的就是壓抑，沒有窒息過，就不懂得順暢呼吸的快樂。

七七年，我和川川上了小學，同校不同班，但上學放學都一起走，那段日子不可謂不快樂，在中國重新解放了一次之後，我們幸運的走上學生生涯，和父母那起根兒上就“讓四人幫給耽誤了”的一代人相比，我們幸福得可以讓所有人羨慕，雖然那時我們並無自知。

那時候我每天都先去五巷找川川，然後再一塊兒去學校，沒有家長送，因為當時馬路上車不多，學校也不遠，我們倆就那麼一路走一路聊，上學放學都如此，好像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的人生最大毛病開始暴露出來了。

頭一回讓人說我“貧”是在學校，老師氣得當堂扔下粉筆就找我爸單位去了，結果那天晚上我讓他狠狠教訓了一頓，老爺子指著我鼻子罵：“你小子貧！再貧！再貧我給你戴嚼子！！”

說起來當時是真把我爸給氣壞了，要不他怎麼也不會這麼暴跳如雷，我當時也真讓他給嚇住了，生怕那當鉗工的大手一巴掌拍死我，結果，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下了保證之後，我整整一個星期上課保持手背後。累，但打心眼兒裡覺得是應該的。

這算是一次出醜經歷了吧，但在川川看來只是他的笑談，而且在笑過之後他還做了發揮。

“嚼子？就是驢拉磨的時候嘴上套的那個？”

“放屁！那是籠頭！我這個是馬嘴裡勒的！”

當時我說得振振有詞，還覺得自己特有知識，但後來一想才回過味兒來，什麼籠頭嚼子，不都是牲口嘴裡的東西嘛！嚼子也不見得就比籠頭高階，只是造型上可能更簡約，更顯得上一點檔次，但本質並無區別，而且嚼子這東西讓我耿耿於懷的，是周小川從那之後就認定了它，並且將之變成了我的“愛稱”。

這個“愛稱”一跟就跟了我好些年，直到年過而立仍舊沒有改變。

我後悔啊，後悔啊，悔在當初沒給周小川也起個外號，可見我夠老實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