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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言人，紅極一時。他每週主持一次記者招待會，只有各國駐東京的首席記者才有資格被邀請參加。與天羽會面後，佐爾格被介紹給駐東京的許多知名的日本記者和外國記者。
不久之後，東京小組的核心成員克勞森和大崎陸續來到東京。他們不定期地與佐爾格交換和分析情報。大崎當時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學是近衛的私人秘書，而近衛在內閣中是強有力的，他後來出任首相，兩次組閣。
佐爾格還吸收了宮木佑德作為小組的第四名成員，宮木是位善於收集情報的〃藝術家〃，他總是孜孜不倦地蒐集各種情報。
佐爾格認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開始我的學者生活的話，宮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與此同時，佐爾格開始申請加入納粹黨，一年以後就得到批准。之後，他又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德國記者協會。
在佐爾格看來，作為一個外國人，即使像他那樣是個德國人，要想直接打入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獲取情報也是不可能的，必須從德國大使館著手。為了獲得藏在大使館保險櫃裡的絕密材料，必須博得大使的絕對信任。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條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險櫃，而要讓保險櫃自動開啟，讓機密材料自動來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東京上任。在此之前，佐爾格給《每日展望》撰寫的一篇有關日本的文章在德國頗受重視，大使在柏林曾仔細地閱讀過。這位記者的博學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實、見解之深邃、論述之深刻無不給大使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以後他又獲悉，德國外交部並非完全根據大使館的例行報告來對日本的政治狀況作出判斷，更多的倒是根據無所不曉，分析透徹精闢的佐爾格所寫的文章。於是大使便決定，在起草致柏林的報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國情的佐爾格交換資料和意見。佐爾格與使館人員的關係本來就搞得不錯，這下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更是燦若明星。
佐爾格與使館武官尤金。奧特上校的交情給他幫了大忙。佐爾格到日本後不久，便拿著奧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編輯的介紹信拜訪奧特。信中對佐爾格的能力大加讚賞，認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個不可多得的人。
奧特當時正為沒受到柏林的重視而發愁。他送在柏林的報告由於內容空洞、言之無物，根本不受注意，而他本人則一心想著飛黃騰達。
在這種情況下，佐爾格的光臨自然受到歡迎。奧特從心底裡感激他的老朋友給他推薦的這位能人。由於佐爾格顯得很有教養、風趣、開朗活躍而大方，又當過兵，跟奧特一樣還上過前線，這使他倆一見如故。正像佐爾格自己說的：〃這種友誼可能由於我曾經是一個德國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負過傷。奧特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也參加過那次戰爭。〃另外，奧特和佐爾格都屬於同一代人，那年奧特40歲剛出頭，佐爾格剛滿39歲，這又使他們的交情容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佐爾格總是特別能跟德國軍官搞好關係。他可以憑老經驗，海闊天空地談論戰爭，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損害他的秘密使命。在與奧特的交往中，佐爾格的這種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佐爾格經常給奧特提供關於日本軍事方面的有用情報，或者是關於日本形勢的精闢見解，這充實了奧特交給柏林的彙報，增加了他的份量。由於他的幫助，奧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為武官，並從名古屋調到了東京。
奧侍在東京落戶後，佐爾格便成了他家裡的常客。佐爾格與大使及使館武官的特殊關係，使得他與使館人員的交往和大使館的關係更進一層。
1936年初，佐爾格發現日本的政局正面臨嚴重的危機。日本軍部中的青年軍官集團勢力越來越大，他們要求有權監督生產，控制財政收支和干預政治事務，並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資源用於戰爭。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讓那些無能的政客們滾下臺去。〃
總之，軍部青年軍官集團是個極為兇惡的法西斯組織，為達到目的，他們不惜孤注一擲，以兵刃相見，甚至採取恐怖手段。佐爾格一直密切注視著這一集團的行動，根據對大崎和宮木收集到的情報的分析，他得出結論：青年軍官集團正準備發動武裝政變，一切取決於2月20日國會選舉的結果。然而，對於這場迫在眉睫的叛亂，德國使館卻一無所知。
青年軍官起事前夕，佐爾格寫了一份分析報告，在這份報告還沒送往莫斯科之前，他決定向德國大使、武官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