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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旨到後的第二天，曾國藩一行便起程返京。
常大淳帶著首府、首縣直送到城門外十里處方回。
回到京師面聖後不久，咸豐帝也不知是聽了誰的勸告，竟忽然詔令群臣“進言薦賢”，以達到“上富國下富民之所望”。一時間，種種奏章紛至沓進宮裡，給沉悶的京師，多少注入了點兒活力。
曾國藩也上了“應詔陳言疏”與“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二折。
應詔陳言疏奏為應詔陳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並論。獨至
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為我皇上陳之。
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為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騖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訊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
所謂培養之方何也？
曰“教誨”，曰“甄別”，曰“保養”，曰“超擢”。
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折謝恩，而許專折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釋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折，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群言並進，即浮偽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為用，並行不悖。
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謹奏。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奏為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
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為我皇上陳之。
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