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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結果也沒有顯示出他殺跡象，報道中對真相的猜測就更傾向於自殺。
宗瑛合上本子，將它放回原處。
事情過去了十幾年，曾經的蛛絲馬跡早在漫長歲月中被沖刷得所剩無幾，已很難再回頭探尋真相，但有一點宗瑛能夠確信，嚴曼的離開原因不該是自殺。
她一向堅韌努力，對學術負責，對工作負責，對孩子負責，不會無端地一言不吭就揮別人世。
當年那些對她“輕生、不負責任”的指責，那些毫無意義的可惜與假惺惺的同情，那些在她死後關乎遺產的爭奪嘴臉，都曾清晰烙在宗瑛的年少時光裡。
那時的宗瑛沮喪又厭惡，卻無力離開。
外婆遭受沉痛打擊一病不起，由小舅舅接出國休養，而她只能留在這裡，形單影隻地度過一天又一天，板著臉寡言少語地活到現在，宗瑛甚至記不起小時候的笑顏。
玻璃櫃門上淺淺印出她的臉——寡淡的、不生動的一張臉。
她試圖撐起兩邊唇角來表達笑意，卻是不熟練的僵硬，最後只能放棄。
宗瑛盡力平息心中翻起的駭浪，在滿目母親遺物中為外婆翻找一冊薄薄通訊錄。
外婆出生於淳安古城，家裡兄弟姊妹早早地各奔東西討生活，此後一別多年再難相見，好不容易打聽到一二，又恰逢嚴曼去世，就再沒有聯絡。那時候留下來的電話號碼，或許早已變更易主，其實就算找到通訊簿也未必能尋到故人了。
但人至垂暮身處異國，對故鄉故人的惦念是最後的執著，不管怎樣還是要試一試。
宗瑛幾乎翻遍書櫃，最後在一堆筆記本里找到了它。
單薄紙張稍稍變脆，墨跡只有些許暈開，並不妨礙辨認。
宗瑛抬手關櫃，百般情緒彷彿也在櫃門關閉的剎那，都被封鎖其中。
外婆的歸國也為宗瑛提供了絕好的藉口。
薛選青晚上再找她，問她休假事由，她索性答覆：“外婆回國了，要陪她尋親。”
這理由充分且正當，簡直無可指摘。
但薛選青到底不打算全信她，講：“尋親的確是重要事情，但你這次請的假長得離奇，除了事故和病休，我實在想不通還能有什麼別的理由能讓上面批這麼長的假給你。宗瑛，我曉得這樣逼你不妥，但我希望瞭解你的難處。有些事情固然只能一個人去受，但情感上有人分擔或許會輕鬆一些，你講有沒有道理？”
宗瑛聞言沉默，她明白薛選青是出於百分百的好心，但現在並不是攤牌的時機，於是答道：“選青，你再給我一些時間，會很快的。”
薛選青認真想了一想，同意了，但也講：“不管遇到什麼事情，你一定不要鑽牛角尖，答應我。”
“好。”她亦同樣認真地應了下來。
八月的上海，溫度絲毫不降，浮在空氣裡的每一粒塵埃都滾燙。臨近月尾，終於連下兩場暴雨，城市久旱逢甘霖，在雨水退去之後，天地迎來一種潮溼的乾淨。
這期間宗瑛和章律師見了面，表達了自己的財產處理意向，但因談話時間有限，這件事並沒有能夠深入，章律師只能與她另約日期。
按照原來計劃，她應該儘早處理完這件事，即刻入院手術，但外婆回國這件事打亂了她的安排，索性就將一切都推後了。
9月1日，外婆回上海，宗瑛去機場接她。
小舅舅工作極忙碌，實在騰不出時間在上海久留，幾乎是將外婆送到，就又要匆忙返回，因此接待和陪伴的工作也就都落在了宗瑛頭上。
外婆是個很有趣的老太太，除外公和嚴曼接連去世那幾年外，其餘時候她都十分達觀活潑。
宗瑛開車帶她回公寓的路上，老太太望著車窗外感慨：“是什麼都變了，還是我老得連以前上海的樣子都不記得了呢？”
宗瑛餘光掠過窗外，她從1937年回到2015年的剎那，也曾有此同感，遂回：“是上海變了，外婆。”
外婆眸光裡蓄起一些上了年紀獨有的傷感：“變得我一點都不認識了。”大概是察覺到氣氛不對，話音剛落，外婆就又換了話題，同宗瑛表達歉意：“你今天是請假了嗎？看來我耽誤你的工作了。”
宗瑛說：“我攢了一些年休假，好好陪你。”
“不陪也不要緊的，我還曉得怎樣到網上去訂車票，我自己去杭州也是沒有問題的，你們卻當我老得什麼都做不成了，其實真的沒有關係。”外婆講話有一種不緊不慢的老腔調，令宗瑛突然想起盛清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