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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講，我們國家的農民最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話也許周教授不愛聽，但我認為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稱職的經濟學家，應以精確的分析解釋經濟現象，以揭示經濟規律為己任。但如今國內的經濟學家似乎更喜歡用嘴來解釋經濟現象——西方的理論加上國產的嘴，就成了不走腦子的大嘴巴：沒有不會說的，沒有不能說的，沒有不敢說的，沒有調查研究和實踐，這樣的經濟學家是貽害無窮。”
陸政東說這話是有感而發，他是太瞭解國內的所謂經濟學家了，如今的一些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的組合，他們是擅長在“家”裡研究“經濟學”的“思想者”，樂意做西方經濟學的翻譯機器和剪貼機，他們最大的貢獻是把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移植到國內。他們常常陷入現象的爭論，因‘矛’和‘盾’都是舶來品，而無法看清事物的本質。
這些人多是先有理論再有研究，而不是由基於實踐的研究推出理論。譬如一個拿西方鋼鐵打造中國傳統器皿的工匠。讓他們打個中國花色的盆碗還可以，千萬別奢望讓他造航空飛機。
而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真正的經濟學家逐漸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熱熱鬧鬧的學術之爭的背後，是真金白銀的利益調整。他們中一些人的本事在於，能夠依據利益既得者的真實意思和下一步的利益圖謀，創造出夠譁然一時、令人炫目的理論來。
甚至在十年後，還有一位香港的學者講：在當下，大陸真正意義上稱得上經濟學家的不超過五位，弄得舉國譁然，但國內的經濟界卻是很難反擊，而更有一種刻薄而形象的說法是，讓國內如今的經濟學家拿諾貝爾獎，實在比讓木匠造太空梭還難
陸政東見周毓寧若有所思便繼續道：
“經濟學本該是經世濟民之學，是實用科學，坐而論道不如躬身實踐，不踏踏實實地沉澱在基層展開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論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農民則不同，他們時時為一家人的生計處心積慮地思考、憚精竭慮地勞作。農民式的精明在於，他們很實際，不會放過一絲改善生活的機會，他們善於以身邊成功人為榜樣，總結身邊失敗者的教訓。
當一種機會出現時，處於生存的壓力，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去嘗試，直至失敗抑或成功，而一旦成功，會引來大批仿效和競爭者，從這個意上來說，在沿海已經出現專業化產業叢集發展模式的雛形，並不奇怪。但這種簡簡單單的堅持的力量，就是探索，就是實踐。而現在國內經濟學人，最缺少的就是這種精神。”
請將還不如激將，陸政東就採取這樣的策略：“我講個經濟學家的故事吧，十年動亂期間，某經濟學家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有一天，他放的一頭大公牛陷進淤泥裡，怎麼也拉不起來，一起勞動的其他反動學術權威們趕來幫忙，越拉牛陷得越深，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大家束手無策。附近幾個農民見此情景，不慌不忙回去搬來幾塊大木板墊在牛肚子底下，旁邊再墊些樹枝幹草，就這樣，一邊牽牛鼻子，一邊託牛肚子，牛肚子一得力，牛很快就脫離了泥潭。
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就像這頭牛，沿海開放城市就像‘牛鼻子’，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就像是‘牛肚子’經濟要騰飛，只是拉‘牛鼻子’，牛肚子始終上不來，經濟還是不能起飛。因此，既抓沿海開放，同時托起‘牛肚子’，進而帶動西部大發展，才能使整個國家經濟起飛”
陸政東講到這裡，不由笑著道：
“雪玉爺爺講，經濟學不是陽春白雪，我認為很正確，主席也講，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孫中山也講，一個年輕人，如果你有千萬人的能力，那你的心就應該為千萬人服務，如果你有億萬人的能力的話，你就應該為億萬人服務，周教授你這樣的身份在古代來講就是士，古話講，士不可以不弘毅，如果能夠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肯定會有豐碩的結果，正是可以服務億萬人的人，改變億萬人的人生，不像我這樣就是再怎麼努力也最多隻能影響一縣，雪玉你說是不是？”
雪玉重重的點點頭，如果能夠讓眾多像她看到的那些辛苦的老百姓的生活好起來，那絕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她是先被陸政東給說服了，心裡是舉雙手贊成陸政東的建議。同時也對陸政東和陸政東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瞭解。
在她眼中周毓寧在經濟上那就是高山仰止的人物，而陸政東能夠在周毓寧面前侃侃而談，顯然也是有足夠的底氣，陸政東講周毓寧是服務億萬人的人物，而陸政東有這樣的才華何嘗又沒有服務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