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龍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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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學家頗重視研究、總結詩詞創作規律，編著了許多“詩話”、“詞話”。他們從個人經驗出發，提出了一些獨特的見解。這些著作既歸納詩詞的一些寫作規律，也對作家作品進行分析點評，這就為文人學習作詩填詞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歐陽修《六一詩話》、司馬光《續詩話》、劉攽《中山詩話》、王直方《歸叟詩話》、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釋惠洪《冷齋夜話》、陳師道《後山詩話》、蔡絛《西清詩話》、範溫《潛溪詩眼》、吳開《優古堂詩話》、吳可《藏海詩話》、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紫微詩話》等。

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歷史上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文藝論著，開創了詩歌理論著作的新體裁，大體上奠定了北宋詩話既有漫筆瑣記、逸聞趣事，也有詩歌考證、點評闡發這樣的體例。原書只稱《詩話》，因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後人名之為《六一詩話》、《六一居士詩話》、《歐公詩話》、《歐陽永叔詩話》、《歐陽文忠公詩話》等。全書共二十八條，各則條目之間的排列並沒有邏輯聯絡，以漫談隨筆形式評論詩歌，記錄軼聞趣事和瞬間感想所得。其篇幅雖小，內容頗豐，有對詩歌規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對佳句的點評賞析，也有掌故軼事介紹和謬說更正等。書中提出的“詩窮而後工”、“意新語工”等論點，體現出歐陽修追求沖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學思想。歐陽修曾為北宋詩壇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對文學創作有深切體會，因而其詩話多有“點睛”之妙。其中對人物典故的敘述則是珍貴的文學史料；對詩人的品評大多準確中肯，足資後人借鑑。因此，這本書在後世廣為流傳。

在北宋時期，胡瑗、程顥、程頤等人的教育思想影響深遠。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陝西安定，世稱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經術，先後在蘇州、湖州執教二十餘年，創立了“蘇湖教法”，宋仁宗時詔令在全國推行。“蘇湖教法”採用分科教學法，設立“經義”和“治事”兩科，改變了隋唐以來重辭賦的學風。“經義”科以探索六經義理為主，著重學習研究經學的基本理論；“治事”科以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歷算等實用知識為主，強調學以致用。“蘇湖教法”實行分科教學，導致了學風的轉變，對宋明理學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對後世的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蘇湖教法”的推行，也對宋代詩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產生了極大影響。

程顥、程頤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程顥（1032－1085）字伯淳，洛陽人，後人稱明道先生；程頤（1033－1107）字正叔，程顥之胞弟，後人稱伊川先生。二人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二程不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語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們潛心於學術，先後在開封、嵩陽、洛陽等地講學，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他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聖人，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內容。其教育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後人曾在他們的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

二程對詩歌教育非常重視，並有獨到見解。程顥說：“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師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作詩較多，如《春日偶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餘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偶成》：“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程頤將詩看作“閒言語”，認為作詩“甚妨事”，但他自己並非不作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載：“或問詩可學否，（程頤）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