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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是大運河邊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轉運茶葉時由水路轉入陸路的重要碼頭，為了能有個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運河的邊上蓋起了這座會館，山西商人的這個不經意的舉動，為後世的中國留下一座佔地面積最廣、規模最為龐大的古代會館建築群，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穿著長袍馬褂的山西商人們就是坐在這裡從容地排程著運河上、長江上南來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計算著買賣的盈虧。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經商，而且在那個地方貿易額佔得比例很大，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會館，商人才會出錢湊起蓋會館，把會館弄得富麗堂皇，很有聲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個標誌。在後世的民國元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有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發給各個會館的，其中山西的會館首席董事他給美國領事回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山西商人在鹽業、典當、錢業、顏料、紙業這些行業商號眾多，不可數計，所以無法統計。到了後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一臺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慢悠悠地走進山西中部的一座縣城，這座縣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轎子中的是時任大漢銀行董事長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藹齡，這次旅行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鄉，從上海出發時宋藹齡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她聽說那裡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但當旅行結束時，這位新娘驚奇地發現了一種她前所未聞的生活。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當時的感受：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十九世紀，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佔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它們的信用度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發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據後世史料顯示，山西票號極盛時期是從1900年－1910年，那時候大的票號存款在七八百萬兩，小的有二三百萬兩，這時候他們盈利數額很大，也可以說是山西票號極盛的時期。在光緒32年的時候，據全國最大的票號日升昌所屬的14個分號統計，每個分號平均年匯兌量是231萬，而日升昌分號總共有400餘家，一家320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梳理綿延萬里的商業血脈，排程上億兩白銀，需要的不僅僅是精打細算或節衣縮食這樣的小聰明，而要靠一種氣吞萬里、俯視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讓人們驚歎的是在交通、通訊、法律、政策都不具備的條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經以一種和現代企業制度非常接近的組織模式、管理方法來經營著他們的事業。
後世的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談到山西商人時也拋開了日爾曼民族傳統的嚴肅和拘謹：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慧，有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後世的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10月28日晚6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緻的飯館裡，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面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超，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面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藉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即使拿後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梁啟超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講中他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採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