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商鞅是以死表明志向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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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儒家那邊又是如何呢?他們構想的君王是個無比高尚的聖君,要用愛心感化臣民,對於他們的過錯,即使是大錯也要輕懲,以聖人的仁慈去勸誡寬恕他們,使他們心懷感激;於是,臣民就會效仿聖人,爭相做好事、行善舉。
從理想框架來看,法家相較於儒家更具有實踐性。
慎到提出的‘人治’,核心在於對君主個體的要求,但這位君主又是國家的軸心,一旦君主治國無方,國家豈能不陷入危機?
慎到時代的齊威王早年疏於朝政,導致內政腐敗,官場黑暗,外敵侵凌。後來齊威王痛定思痛,從自我做起,嚴查國內貪腐官吏,重申法制。
老爹,您還記得齊威王與兩位大夫的故事嗎?”
“自然記得,說的是有兩個大夫,許多官員都說即墨大夫不好,反而盛讚阿大夫。
齊威王暗中調查後發現,即墨大夫為人正直,不善於交際,但他管理下的百姓並無怨言。
相反,阿大夫擅長社交,可他管轄的地方卻是民怨沸騰。
於是齊威王重賞即墨大夫,而將阿大夫處以烹刑。
從此,齊國上下振奮,政治逐漸清明。”
“沒錯,事情表面上看起來確實很好,齊國因此強大起來。
然而這也埋下了隱患,齊威王雖然是明君,但在處理阿大夫時並未進行公開審判,沒有給予阿大夫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這就是問題所在。
為何即使明知某人罪孽深重,仍要經過公開審判程式,列明罪狀後再行處置,就是為了在法律面前體現公正公平原則,讓每個人都能夠有據可查。
阿大夫治理的地方,或許存在其他難言之隱呢?
倘若國君長期不理朝政,當地萬一發生災荒,或者自然條件本就不如即墨城優越,這些客觀因素同樣可能導致民眾不滿。
所以,是否冤殺尚不得而知,至少應有審判的過程。
而在齊威王那裡卻沒有,一切都依賴於君主個人的主觀判斷,這是非常危險的。儘管齊威王可能做出了正確的決策,但不能保證後世的君王也能如此英明果斷。
到了齊泯王時期,由於齊泯王威權震天,不少大臣都不敢輕易進諫,即便國君犯錯,也不敢指出。
因此,法家體系的第一個破綻就在於勢制。
雖然法家勢制強調依法治國,但其根本還在於要求有一位明君坐鎮。”
對此,嬴政表示深深的贊同。
“接下來要說的是申不害,也就是現今的申子,他也深受道家老子權謀思想的影響。申不害認同勢派與法派的觀點,強調君主的權位穩固,這樣才能確保政令暢通無阻。
他在韓國推行的一系列變法措施,與商鞅的做法頗有相似之處,諸如開墾土地、廢除井田制,提倡有功必賞,大膽任用有才幹的人才,積累國家財富,收繳各貴族私兵,重視兵器製造。韓國之所以被譽為‘勁韓’,是因為申不害變法使其富國強兵,令列國不敢輕易侵犯。
然而他認為僅有上述還不夠,關鍵在於君王自身需具備智謀。春秋戰國時期,臣弒君之事屢見不鮮。
因此,申不害提醒君王不應盲目信任任何一位大臣,用人而不完全信賴。君王應當做到內心不動聲色,讓臣子揣摩不到君王的真實意圖,如此一來,臣子無法看到君王的底牌,從而減少了很多阿諛奉承和圖謀不軌的行為。
申不害提出了運用‘術’的方式去監督審查貪官汙吏,迫使他們忠誠盡責。
權術運用,申不害並非首創,自古以來,人們為了自保,都會運用一些手段,這種手段也可以理解為謀略。然而,在官場政治鬥爭中盛行的馭臣之術,必然伴隨著欺君之策的滋生。
臣子害怕君王,便會絞盡腦汁欺騙君王,同時又要防止其他同僚嫉妒自己而加害於己。這樣一來,朝廷政治局面變得極其不穩定,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反而削弱了朝廷的穩定性。
因此,申不害的權術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了政治清明,官員們恪盡職守,但這種效果並不持久。一些“機智”之臣開始尋找漏洞,利用權術陷害同僚。
申不害將這套駕馭臣下的權術傳授給了韓氏王族,使得韓王室對此推崇備至。韓昭侯與申不害之後的韓國,因老貴族復辟而拋棄了申不害所強調的依法治國理念,卻對申不害的“術”沉迷不已。
韓氏之所以再無振興之力,就在於“術”的思維已深深植入韓國官場,真正有抱負之人難以在此環境中施展拳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