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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審判後他搖了搖我房門上的鐵枝,“我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你又何苦呢。”
我笑了笑。只要到F科辦個假護照,我就可以用另一個身份重新生活,可是看著盟軍的裝甲車一寸寸碾過德國的土地,每一天我都變得更不想脫下那身原野灰的軍裝。大概這就是這樣向盟軍報出真名的原因。我記不清當時的情形,某種無法遏制的悲痛抓住了我。德國還沒有戰敗,還有很多事要做。我當時在想什麼,當我路過一片焦土的路德維希港,它讓我領受到心室碎裂般的痛苦。
也許我就是瘋了。
我來到路德維希港時是1944年的秋天,那時帝國已經開始徵發十幾歲的娃娃兵,東西兩個戰場全線吃緊。盟軍封鎖了德國的石油,補給只能靠國內和羅馬尼亞的幾家煉油廠,而它們正在遭受轟炸。反擊戰前,統帥部曾就德國是否有足夠的燃料支援這場戰役作過激烈辯論,最後安全域性的國外政治情報處出面向瑞典請求石油進口,反對開戰的人才噤聲。作為該處人員,我負責在萊茵一帶的石油工廠做針對盟軍“石油戰爭”的反偵察。
那年冷得很早,擁有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廠(BASF)的路德維希港卻紛繁異常,白色和黑色的霧從錚亮的大型管道噴出,直衝天際。BASF在世紀初率先將合成氨投入工業生產,後來又開啟精煉石油的時代。德意志的犁和劍形影不離,發明合成氨和芥子氣的哈伯教授兩次改變世界,都與法本密不可分。此刻霧氣籠罩著路港西北的偏僻地帶,太陽在低空中交錯的合金管道上泛著光,它像一個鋼鐵怪獸那樣發出沉鈍的響聲,琥珀色的汽油從蒸餾塔下流出,是讓我們的虎式坦克得以前進的化石食糧。
整個秋天我都在察看它。盟軍擋不住我們的機械化部隊,就想抽空燃料補給,東部的貨運鐵路頻遭轟炸,來自路港的供給反而因為靠近前線而較少影響。我檢查各個監視點沒有發現異常,但夜裡仍然睡不著。地面的反偵察只能防止定點爆破,卻對空中襲擊無可奈何。五年以來,漢堡、科隆、杜塞爾多夫、法蘭克福、紐倫堡,我們最美麗的城市變為廢墟。只是英美眼中的“蛾摩拉之城” 並沒有俯首聽命。在阿登反擊戰中十幾歲的孩子都上了戰場,他們唱著“守望萊茵”,很多人在第一天死去,來不及長大。
活人和死者就這樣一起守衛德意志。今天的人們不理解什麼是為生命而戰,但是當倖存者越過死者的無名墓地,“亡命之徒”般衝向敵陣時,不曾向絕望低頭。
抱著這樣的想法,我負責保障武裝黨衛軍的燃油供給。這些被盟軍稱為喪心病狂的部隊,是插向西線的最後幾柄尖刀。為了獲取敵軍的空襲計劃,我經常去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西線空軍戰俘營。當時全國燃煤告急,這些戰俘卻住著單獨供暖的房間,只不過有時暖氣會奔到50攝氏度。
疲憊在各處蔓延,最接近真相的情報部門首先怠惰下來。最後我抓了幾個空軍的情報官送到柏林的安全總局,他們總算開始加班審訊。但飛行員知道的只是最近的命令,能夠講出所屬部隊的地點的人寥寥無幾,我周旋於空軍戰俘營和西線外軍處之間,終於沒有得到任何盟軍將要轟炸路德維希港的徵象,直到這一夜真正到來。
那是1944年的11月5日。那天的月亮有點缺,在秋日清爽的夜空裡,照著碎棉絮一樣的白雲。萊茵河的這一段開始變寬,平整的土地上起伏著樹木的黑影。幾天來我都在外軍處看檔案,想知道盟軍的轟炸計劃怎樣部署,針對西部的轟炸機從哪裡起飛,最近的任務由是幾個聯隊執行,其配備如何。這些原本是軍事諜報局的職責,現在全都交給本來負責政治情報的安全域性六處。我就是這樣一個外行的管理者。
連續幾個不眠之夜後我還是找不到答案,便又回到地面反偵察上來。轟炸是有針對性的,盟軍如何確定選定的地點呢?9月以來,我調到路德維希港,確認該區域內沒有人能給空中釋出航標,那以後轟炸的確減少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樣沿著萊茵河走,夜色把M40軍裝隱蔽得很好,冰冷的河水讓我想起很多事情。十幾歲時,我就在這樣的冬天裡跳到他當中,好讓參加青年團的火把集會後的心情冷卻下來。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第二帝國戰敗的恥辱當中長大的,我們由此建立第三帝國。過去十二年,國家和我們之間好像真有一條血脈相連。那是青春的聲音,一段激進歲月,當我在十二年後的冬季重新走在萊茵河岸邊,看著德國最繁榮的工業區因為燈火管制而只露出零星煙火時,想到的就是這些:該怎樣把戰爭堅持下去,德國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