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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很宏亮，“你的方法完全行不通。動用戰略核子武器，對中國進行帶偷襲性質的全面核子打擊？在美國沒有受到任何攻擊的情況下，國會不會批准，總統也不可能按下那個按鈕的！因為北京的‘致命武器’就是啟動了，也不算是任何形式的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反而率先開戰？我想，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全世界都會站在中國一邊，我們的盟友歐洲和澳洲日本也不可能支援我們。另外，按照你的說法，好像只要摧毀共產黨控制的黨政軍就可以了，你好像忘記了中國還有十幾億中國人民。當然他們都是平民人，我也相信按照我們的精確導彈，不會誤殺他們的。於是在你這位部長眼裡，十幾億中國人民可以忽略不計。可是我卻不能這樣認為，從美國利益出發，我們不能忽視這些普通的中國民眾。我絕對不認為，只要我們搞定了北京掌握核子按鈕的軍委主席，一切都迎刃而解。這也難怪，這麼多年無論是白宮、國務院和國防部，打交道的就是那麼幾個自稱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人民代表’，久而久之，連我們也認為他們真代表了中國人民。可是部長先生，我得提醒你，一旦要實行對中國的全面戰爭的話，我們要考慮的不只是共產黨、解放軍和北京政府，我們還必須把十三億中國人考慮進去。按照你剛剛的計劃，我沒有看到你考慮過這個問題。我想，你不想和十三億人作對吧……”
“他們能咬我嗎？”國防部長沒好氣地打斷了戈斯。
“先生，他們當然不會咬你，”戈斯想到國防部長這麼老，肉一定不好吃，不禁失笑。“不過，部長大人，我們不是在談你，不是嗎？我們在談美國，我們在談美國的國家利益！十三億中國人當然不喜歡也不會咬你，但如果他們起來成立自己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又仇視美國、聲言報仇的話，請問，那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嗎？”
總統很感興趣地瞥了眼中央情報局局長，這已經是他第二次提到‘美國國家利益’。他雖然耳朵沒有放過國防部長和情報局長你來我往的冷嘲熱諷，但他的心思卻完全想著別的。
美國外交關係中的兩根支柱：道德道義、民主自由的理念和美國國家利益一直糾纏不清。有時這兩者不分你我，有時又南轅北轍。總統剛剛上任時，連巴基斯坦總統的名字都叫不出來，於是外界都認為他對外交一竅不通。可是總統卻明白，這些白痴才一竅不通。自己只要掌握好外交的兩根支柱，什麼時候該打出道義大旗，什麼時候該把國家利益掛在嘴上就可以了，哪裡用得著記住那些外國人的拗口的名字，何況自己從小就有個缺陷：吐詞不清。
這時戈斯的聲音又響起來。“我們在和中國這樣的集權政府打交道的時候，經常只講他們的統治者如何，甚至把統治者內部細細劃分成強硬派、改革派什麼的，而時時忽略了那些國家的人民。當然集權政府都不允許科學的民意測驗進入他們的國家，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人民到底想什麼，但這卻不說明他們的人民就不思考，更不說明他們的統治者就一定可以代表他們的人民。這一切當然都為我們作決策製造了困難，但卻不能成為忽略中國民意的藉口。1989年之後我們對中國實行了‘和平演變’政策，可是勞民傷財多年卻成效甚微，我們當然可以把失敗的理由歸咎於中國政府資訊封鎖和壓迫異議人士，但，是不是也可以換個角度考慮，我們‘和平演變’政策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中國人民還沒有準備好，他們還沒有準備推翻這個政府，或者中國人民在等待，等待中國共產黨是否會懸崖勒馬，是否會回頭是岸。我這樣說是有我的道理的，我們常常諷刺中國人民逆來順受，不懂爭取自己的權益，我們搞不明白他們怎麼就能容忍那種集權和世界上最腐敗的政府統治自己，可是我們忘記了一個基本的歷史知識：那就是古往今來和全球各地，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壓迫，推翻政府的暴動和起義。事實上，中國是發生過最多次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又是最多次推翻統治王朝的國家。所以，在對待自己政府的問題上，我想套用中國人的一句話，‘不是不鬧，時候沒到’，如果中國人民還沒有準備好，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如果中國人民有一天忍無可忍了，誰他媽的也阻止不了！到那時哪怕我們派美軍去支援共產黨軍隊，就像我們當初調派飛機大炮支援國民黨軍隊一樣，也無濟於事……”
“你想把我們帶到哪裡去？”國防部長不滿地打斷他，事實上是，他有點聽不懂情報局長戈斯的話。
“對不起，我扯遠了，不過我有我的道理。”戈斯自信地繼續說，“按照你的說法，好像我們只要使用核子武器對北京統治者進行致命一擊，一切就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