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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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不睡也好，睡了晚上精神太好，難得熬過去。想寫點什麼東西，鋪開了紙坐在小桌邊，怔了半天一點情緒也沒有。於是下了樓，躺到門口的小草坪上去曬太陽。躺在那裡我想著這一次又寫點什麼才好。忽然想起把張小禾的事寫了，投到香港去也挺好。下次得問問思文，她的故事的後半截是怎麼回事。前不久我把劉曉冬的故事寫了，投到香港去，很快就發表了。當然我沒有用他的名字，也沒用孟浪的筆名，怕萬一他看見了在心裡唾我。這樣想著我在草地上翻一個身，把鼻子湊著地面去聞那青草幽微的清香。側過臉忽然看見張小禾揹著書包，穿了牛仔褲，白襯衣紮了進去，遠遠的在太陽底下一閃一閃地走過來。我慢慢坐起來，迎著她望過去，毫無表情地看她漸漸走近。她走近了，臉上也毫無表情，經過了我身邊，頭在我的視線中消失，我眼皮也不抬一抬，在那剎那間，我看見她胸部隆得高高的，在白襯衣裡隨著腳步輕輕地上下顫動，很生動的樣子。突如其來地，我全身觸了電似的一顫，一個冷噤從腳底飛快移動著傳到頭頂。這樣的感覺我已經非常陌生了。到加拿大這兩年多來，我對異性有一種冷漠。我用冷漠表示著疏遠和拒絕，這樣來維護自己內心的驕傲。久而久之，內心那跳躍的火花也漸漸微弱。知道了自己是沒戲的人，是局外的角色，我也不往那方面多想。有時我對自己感官知覺微弱的狀態感到害怕，懷疑自己是不是心理上生理上有了問題。還是在兩年前，在聖約翰斯的時候，有一次和林思文去逛超級市場，偶爾轉過臉時，看見一個穿紅色夾克衫石膏模特的胸部微微顯露了出來，我全身也是這樣中電似的一顫，站在那裡呆了有幾秒鐘，思文還用奇怪的眼神望著我。從那以後，再也沒有過這樣的感覺了。哪怕那次阿唐帶我去看脫衣舞，那麼多姑娘又那麼漂亮那麼好的身材，白種人，黃種人，黑人，我也無動於衷。想不到今天自己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就受了誘惑。

我坐在那裡想入非非，想到了“有亭翼然”這幾個字來形容那種生動。我知道有很多姑娘，為了追求曲線感，用了那種厚海綿的胸衣。曲線是突出來了，但卻沒有這樣一種富於質感的生動。我想來想去，越想越細膩，想象力突破了一切遮蔽，一切都在腦海中活靈活現的浮出來。我故意打亂自己的想象，去想寫文章的事，又去計算存款的數目，可心裡轉了個彎，又想了回來。我抵抗了幾次，沒有用，乾脆放棄了抗拒，讓想象自由地流動，一邊自言自語唸叨著：“太下流了，太下流了。”不管怎麼樣，今天心裡能有這麼一顫，我還是感到了安慰。我沒有問題，我是一個正常人，我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證實了這一點。

五十九

思文打電話來，問：“最近還好吧？”我說：“老樣子。她又問我，休息那幾天都幹什麼，我說：“看汽車。”她沒聽明白卻也不再問，又告訴我，她房間的抽水馬桶堵塞了，請人疏通要幾十塊錢，問我有沒有辦法。我說：“來看看吧。”就騎車去了。我在工具店買了一個吸筒。去了她望我笑笑，我也望她笑笑。我到廁所裡去看，她說：“有氣味呢，髒。”我要她走開，把門關了，揭開蓋子，一隻手捂了鼻子，用吸筒去吸。吸了幾下還是不通，也顧不得臭，雙手握了吸筒去吸。吸通了穢物都下去了，可水還是流得不暢，一放水就快溢位來，再慢慢滲下去。思文推開門說：“可以了。”我說：“可以了我一走你又要打電話給我。堵東西了。”我要她找個東西來鉤，她問：“筷子行不行？”我說：“拿個衣架來折了。”折了一個鐵絲衣架鉤了一會，軟軟的不得力。思文說：“還是請人來算了。”我手執了鐵絲伸到水下面去，她說：“太髒了太髒了，還是去叫人。”我說：“反正已經髒了。”又把衣袖推得更高些，再伸下去，鉤上來一個塑膠袋。她說：“這是誰丟到裡面的！”我用肥皂洗手說：“反正你這裡來的人也多。”

她從冰箱裡拿葡萄給我吃，說：“黑加侖呢，出國的時候看報上登了，廣州賣七毛錢一粒，現在怕都要一塊了。”我用左手揀了幾顆吃說：“到這裡才敢吃這玩藝，才幾毛錢一磅。”她又告訴我，約克大學有個學政治學的博士對她有那個意思，來過幾次了。我說：“那好啊。”她說：“我還沒說高矮胖瘦呢，你就說好。生怕我找不到要你負責吧。”幾個月前分手以後，我很擔憂她那樣懸著。在我看來，她應該對現實作出妥協，而不能死抱著一種理想不放。她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也不好明說出來。我說：“那當然好，至少下次掏馬桶就不要我打溼手了。”她笑了說：“跟你說真的。”我說：“至少是個博士，還是洋的呢。”她說：“博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