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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講，靜脈注射是一種侵入性、有創傷性的給藥方式。”高燕介紹說，“它也可能引起很多的不良反應。” 在藥物治療中，不同的藥品都有可能出現一定的副作用。當人們使用口服的藥片、膠囊的時候，藥物透過消化系統進入血液，這個過程相對比較緩慢，造成的不良反應也相對比較輕。一些可能引起過敏的雜質可能在消化道里就被分解掉了。 當人們使用靜脈注射的方式時，藥物就能夠透過針管直接進入血液迴圈系統，“又快又猛”地造成發燒、皮炎、皮疹等不良反應，嚴重的甚至會導致休克或者死亡。 2010年11月15日，重慶的一名護士在輸液的過程中私自將藥品加替沙星換成甲磺酸帕珠沙星，從而造成47歲的重慶婦女羅友菊病情加重，甚至一度“全身發烏”；就在一個月之後，呼和浩特的一個一歲大的小男孩因為拉肚子被父母送往醫院，結果在輸液的過程中孩子不斷哭鬧、嘔吐，隨後呼吸越來越微弱，並最終死亡。 “在這方面，我們的教訓非常深刻。”高燕說。 另一些風險潛藏在操作環節。如果輸液器具在生產和儲藏過程中受到汙染，或者輸液部位的面板沒有經過完全消毒，輸液的過程還會成為一道橋樑，讓病毒、病菌能夠輕鬆進入人體。最嚴重的時候，這可能會造成病原體隨著血液擴散到全身，引發威脅生命的敗血症。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的工作人員曾經介紹說，在中國的某些省份，不使用消毒的注射器和針頭進行注射的比例達到30％。 即使完全消毒，輸液依然存在著其他風險：如果打點滴時使用的藥液濃度過稀或者過濃，就可能在進入人體後，破壞體內的電解質平衡；輸液速度如果過快，或者輸入過多藥液，還可能引發高血壓、心臟衰竭和肺水腫。甚至，如果在針管的藥液中混入了氣泡或者血凝塊，還會堵塞血管，讓心臟停止跳動。 “我們常常說，能口服藥物就不要選擇輸液治療。”高燕說，“這是醫學界的一種大常識。” 病人扎堆兒打點滴，其實是國內不正常的醫患關係的一個縮影 儘管口服藥物副作用小，價格便宜，療效又與輸液基本相同，在競爭中幾乎“完勝”，可回到現實，這些優勢似乎被人們完全忽略了。每到呼吸系統疾病高發的季節，醫院裡總是隨處可見扎著針、掛著吊瓶的病人們，有人評論說，這樣的場景簡直就是一片“吊瓶森林”。 高燕記得，自己1986年剛做醫生時，打吊針並不是常見的治療方式。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越來越重視健康問題，有患者開始向醫生要求，希望用好一點的藥。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吊瓶林立”的景象在醫院裡越來越普遍。 曾經旅居美國的方舟子表示，自己在美國從沒看過像國內這樣到處都在輸液的場景。他在一篇文章中猜測說：“打點滴在國內的泛濫，應該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醫院看病，就想著要儘可能接受先進、徹底的治療，而打點滴看上去要比吃藥先進、徹底得多。” 不少人推測，經濟利益也是如今中國醫院裡輸液氾濫的重要原因。這種被稱為“以藥養醫”的問題正推動著“吊瓶林立”的現狀愈演愈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劉又寧曾經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有些醫生和醫療機構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這種科學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驅使下過度醫療，由此也加深了患者的錯誤認識。 “還有個別醫生為了爭業績、拿回扣，只能拿患者‘開刀’。”劉又寧說。 楊霞也聽病人描述過自己的就醫經歷：還沒做血液檢查，只是量了量體溫，醫生就直接讓病人去打“三素”。這種由抗生素、激素、維生素混合在一起的靜脈注射藥液，退燒是很快，但“潛在危害更大”：“抗生素用法不規範，容易產生耐藥性；激素更是不能隨意使用。”她甚至看過一位病人在這樣掛了一次吊瓶之後，出了一身的疹子。 另一方面，楊霞常常為了說服病人放棄輸液、選擇吃藥而大費口舌。“大部分病人會尊重醫生的意見，不過實在太堅持的，我們也會妥協。”楊霞說，“你也知道，現在這種醫療環境，我們還是會聽病人的。” 方舟子也認同，中國的醫生可能無法向美國醫生學習，對感冒患者不開藥或開點鎮痛解熱藥就打發走。“這不僅會被患者認為是不負責任，萬一患者因為感冒併發了更嚴重的疾病，醫生的麻煩就大了。”他說。 “病人在醫院裡扎堆兒打點滴，其實是國內不正常的醫患關係的一個縮影。”方舟子說。 如今，“吊瓶大國”的現狀還在繼續。1月2日，就在那塊“輸液治療不等於好得快”的大海報前，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終於掛上了吊瓶。她覺得這樣“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