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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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戰後，日本政府面對美國的壓力，設計出一套企業融資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不是以證券股票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此外日本政府對銀行提供的金融服務，也作出了有利於製造業發展的種種限制，銀行被禁止提供全系列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而是被分為不同的型別，比如專門提供短期融資的城市銀行，專門為產業發展提供長期融資和政策融資的“信託銀行”、“長期信用銀行”等。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制度限制了股票證券融資的無序、混亂、難以管制等缺點，使日本製造業能夠有指導性地從銀行獲得產業發展所需的寶貴資金。此外，在戰前財閥的基礎上，日本在戰後形成了以主營銀行、大型商社、大型製造業為核心，透過交叉持股構成的規模巨大的企業集團，或稱財團。

在財團的核心企業之外，依附有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集團包含從金融、原材料、製造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這種大企業控制中小企業的制度就是日本特色的“企業系列”制度。企業系列，透過交叉持股將分散的中小企業納入高度分工、高度綜合的生產體系中，形成了金融和產業的完美組合，使日本跳過自由競爭的階段，快速形成和外國企業相抗衡的企業集團。

從日本的經濟制度上看出，在金融和產業的結合中，金融雖然處於核心控制地位，但是其目的卻是為產業的發展提供服務。在金融和產業交叉持股的環境下，日本企業獲得了穩定的經營環境，可以安心地從事技術改進和生產，因此交叉持股是日本保證產業競爭力的核心制度之一。日本金融和產業的完美結合，彷彿一架造血機，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和產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嚴重威脅到美國金融資本的地位。

日本交叉持股，並非目前一般人所說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日本企業的關係可用戰艦來比喻，並不是多艘戰艦用鐵索連成一個鐵索船，而是多艘戰艦組成一個艦隊。一隻軍艦受到打擊，並不意味著整個艦隊就要全軍覆滅，恰恰相反，日本金融和產業的交叉持股，企業的股份嚴重分散，一個企業的危機很難傳導到其他企業或者主管銀行。

一個企業發生危機以後，經營較好的企業和銀行可以展開救助，從而保證整個集團經營的穩定性。美國面對這種制度安排，企望日本企業“一損俱損”是不可能實現的，只能讓所有的日本企業陷入危機，形成“俱損”的局面，才能破解這種叢集戰術，消除日本產業資本增值的威脅。顯然，透過經濟手段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只能透過非經濟手段——政治手段、軍事手段和輿論手段。

日本經濟之所以陷入危機，根本原因是日元升值造成的金融泡沫所導致的日本製造業和金融業共生關係的解體。可是日元升值並非完全是市場的作用，而是美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赤裸裸的政治請求。“二戰”結束後，由於日美《安保條約》的存在，軍事上美國還是日本的保護國，日本面對美國的要求根本無從拒絕。因此可以說，軍事手段是日本不得不吞下金融泡沫的保證。此外，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不但包括日元升值，還透過強大的輿論工具為日本輸入諸如“競爭提升效率”、“國際會計準則”等經濟理論和制度。

不同的民族秉性造成了日本重視產業、美國重視資本這樣不同的經濟制度，可是在扭曲的軍事和經濟關係下，日本製造業不斷創造的財富卻以美元債券等形式回流到美國，催生了美國證券市場的繁榮，美國利用高企的股價，利用所謂公允價值、“三角合併”等所謂“國際準則”，反過頭來購買日本的企業。相當於日本企業辛辛苦苦生產財富，最終卻把企業自身賣給了美國，這是一種軍事霸權和強盜金融邏輯下對經濟成果的掠奪，也是對勞動創造財富的信念的愚弄。

白銀、軍艦和牧師，是英國17、18世紀進行殖民擴張的三大武器。同樣，金融資本、軍事力量和理論工具三位一體，也是支援美國新自由主義進行金融全球化擴張的基本組合。

中國、日本、韓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同屬東方精耕細作的農耕民族，“勞動創造財富”是根植於一般大眾心底的信仰。歐洲的德國和法國，戰後實現歷史和解，建立起構築於誠實貨幣基礎之上的共同體。東南亞各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飽受跨國金融資本的蹂躪，充分認識到建立在虛幻的美元基礎上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可靠。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對美國的金融霸權的本質認識更為深刻，建立亞洲共同體的信念更為堅定。亞洲共同體的出現，必將會是對美國金融霸權的重大打擊，因此美國必將不遺餘力地予以阻撓，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