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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出身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共產黨人的形象，相對被排斥在共產黨群體形象之外。從小與王樸一起上中學、大學到一起參加革命的吳子見同志曾這樣評價過王樸：他出身豪門，卻對革命真理和共產主義事業懷有特別崇高的追求，並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樸質而不浮誇，謙虛而不自滿，老老實實地求真理，幹革命，誠誠懇懇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彙集到革命的洪流裡去，完全是一個普通革命者的面目；然而他從愛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立定志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直到貢獻自己的生命，又說明了他的不平凡處。他的生活、思想、作風和犧牲精神，都在我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位中學同學、老革命同志陳必智這樣回憶自己的戰友：
那時王樸叫王嶽。他同王樸私交也好，我們又都是江北同鄉人。經常在一起審時論世，說古道今，也算是“談得攏”的知友。也許是王嶽同學的那副眼鏡和留了箇中分頭的緣故，我總覺得他是一個生活簡樸，少年老成的忠厚長者，講起話來，慢條斯理，極富幽默感而又言簡意賅，令人信服和樂於接受。他對時事的理解和對待生活的態度，在我的身心上都起了引導和啟蒙的作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處在災難深重、危機四伏的抗日戰爭時期，身處大後方的知識青年，大多是在嚮往光明、渴求進步，但一時又下不了決心，整天處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惱。我和其他同學一樣，有時候喜歡把這些複雜的甚至是消極的心情寫成短文，在壁報或報刊上發表。對當時這種頗為盛行的空話連篇，只喊口號，不講實際的文章，王樸是看不大起的。他經常半開玩筆半認真地向我說：“別學那種光在嘴上吼‘赴敵’啦！‘讓我走’啦……的文風，誰拉住他們哪？能上前線當然好，在學校讀書就不算愛國啦？‘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和‘打槍壩事件’不都是學生搞起來的。學生嘛，只要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呆子，要乾的愛國活動多的是……”他的話對我觸動很大。當時我們唸的是復旦中學，在重慶化龍橋的紅巖咀旁，虎頭巖下，師生中的政治情況是相當複雜的。在地下黨和進步師生的影響下，進步同學和中間狀態的同學先後組織了全校性的“復活歌詠隊”、“復活劇社”等文藝團體，還正式演出了抗日話劇《三江好》、《塞上風雲》、京劇《打漁殺家》《南陽關》，以及其他獨唱、合唱晚會。可當時學校內的反動勢力也頗強大，一些明裡暗裡的反動學生在學校訓導處的支援下，經常惹事生非，竭力破壞校內的進步學生運動。有些同學包括我在內，自視很高，對一些中間狀態的同學和老師抱有反感，於是我們陸續在壁報上對這些人和事，進行了隨心所欲的揶揄、諷刺和打擊。一次，王樸在放學後同我一道回宿舍時，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塞在我手裡說：“這書寫得好，也許你看過了，但再讀讀也好！”接著，他便提到我們剛貼出去的壁報，笑著說：“大作拜讀，好，有火藥味！……”我暗自得意：你總算明白我不是那種“不聞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馬上接下去說道：“槍要傷人，要瞄準敵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進四面樹敵的形勢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門弄斧”寫成了“搬門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給你改正了——你看，物件既沒選準，子彈也卡了殼。為人之道，不能憑個人的好惡辦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對頭的革命行為，應當糾正。”那時，我還不太能完全接受他這種體現團結鬥爭策略的意見，反而認為他有點息事寧人。但王樸則不然，他確是一個愛憎分明、敵我能辨的既有思想性，又是維護正義行動的人，儘管當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卻已具備了一個革命者的素質。當時學校裡有國民黨特務分子，那個明目張膽、面容猙獰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後。有一天晚自修時，他蠻橫謾罵“復活社”是共匪活動，而且越罵越兇。我火了，要他檢點一些，不要影響大家自修。這傢伙搶起書桌板，就向我劈來，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學的氣憤，在群起攔阻和指責下他才收斂。回宿舍後，王樸等二、三班的同學瞭解情況後，大家商量說要給這傢伙點厲害看看，殺殺他的威風。於是，正當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時，宿舍電燈突然熄滅，高中三個班級的大同學們圍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專揀不是要害的地方，將其著著實實地重揍了他一頓。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學校當局趕來查問此事因果時，這個猖狂一時、色厲內荏的傢伙，也不得不承認了自己是首先罵人打人的。校方一聽也只能不了了之。事後，有同學告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