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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民主和平，重慶的共產黨組織也經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嚴峻考驗。1947年2月，國民黨下令封閉中共駐上海、南京、重慶辦事機構。
面對國民黨的血腥鎮壓，重慶地下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頑強戰鬥，他們高揚革命氣節，前仆後繼，和敵人作殊死的鬥爭。此時中共在重慶的地下組織大體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領導下成立了地下黨重慶市委，王璞同志任書記，劉國定任副書記，彭詠梧、駱安靖任委員。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東臨委。三、1949年1月至重慶解放的川東特委。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遷至南京，周恩來同志宣佈成立公開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封閉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並強令所有人員立即撤回延安。重慶地下黨組織突遭鉅變，一度失去與上級的聯絡。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慶成立了“中共川東地區臨時工作委員會”，川東臨委由王璞任書記，之下，在廣安設立上川東地委，王璞兼書記，駱安靖、曾霖任委員；在萬縣設立下川東地委，塗孝文任書記，彭詠梧任副書記，楊虞裳、唐虛谷任委員；在重慶市區設立重慶市工委，劉國定任書記，冉益智任副書記，李維嘉、許建業任委員。
1948年12月，川東臨委結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慶重新成立了“川東特委”，肖澤寬任書記，鄧照明任副書記，直至重慶解放結束。
在重慶這個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白色恐怖下的中共組織想繼續在此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是難以想象的事。因為無論在抗日戰爭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蔣介石國民黨和各種特務機關，他們從未放鬆過對共產黨組織的破壞，尤其是對重慶的中共地下黨工作者的鎮壓和屠殺更是殘酷。我重慶地下黨組織和地下黨工作者為了抗日救亡、為了爭民主和平、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負重地開展救亡活動，忘我無私地從事革命活動，甚至常常是在無援的情況下獨立地在與瘋狂而強大的敵人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當時毛澤東對蔣管區的黨建工作有四句話：“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重慶地下黨就是根據這樣的精神，堅持地下鬥爭，他們相互之間均為單線聯絡，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所有活動都是秘密進行，並隨時可能被捕和被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我共產黨員們自覺地履行著自己的戰鬥責任，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
二
1946年的下半年，蔣一葦、劉鎔鑄、陳然、吳子見（劉是黨員，陳是1939年入黨，1941年失去組織關係，蔣、吳是黨培養的積極分子）幾位同志和一些進步的青年積極分子，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究、學習，他們策劃辦一個雜誌來吸引青年開展革命活動。
1947年元旦，一個公開的刊物《彷徨》在重慶市面上正式問世。關於這本很特別的地下黨的進步刊物的創辦過程，創辦者之一的蔣一葦在解放後有過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道：
抗戰期間我在廣西和黨內的一些同志有接觸，雖受他們的影響，但他們都沒有公開身份，我沒有能解決組織問題。1944年，湘桂撤退時，我下決心到重慶，因為重慶有《新華日報》，可以找到黨的關係。
到重慶後沒有任何關係可以介紹，我就“毛遂自薦”，寫了一封萬言長信，說明自己的經歷和願望，用蔣國棟的化名寄給了《新華日報》。不久，《新華日報》登了一則代郵：“國棟兄：請於×月×日來化龍橋本報編輯部一敘。”我如約前去，接見我的是林默涵，當時化名林軍，是負責編《群眾》週刊的。以後我每個禮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黨。他還不瞭解我的底細，哄我說，與國民黨有協議，在國統區不發展黨組織，但可與他們經常聯絡，所以我就替《群眾》週刊寫稿，保持聯絡。這是1945年初的事。以後比較熟了，林默涵說：“你經常到化龍橋來，太危險，我另外給你介紹一個人，就不要往這裡跑了。”於是把我介紹給劉光，由劉光與我聯絡；劉光之後是張黎群（張佛翔）；張黎群之後是周力行，直到和談快破裂，內戰實際已經打起來了，周力行決定解決我的組織問題。剛剛寫好自傳，周力行調到南京“軍調部”去了，他走前說：“你的關係交給了張友漁同志。”等我去找張老，張老說：“你的工作關係交來了，黨的組織關係，周力行沒有說，也不要緊，我們馬上打電報到南京去問。”沒有過幾天，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