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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懸殊、環境特殊的條件下，彼此所表現出的崇高與卑鄙、忠誠與背叛、人性與狼性方面的那種豐富與生動、精彩和深刻的歷史本來面目。這也是筆者為什麼致力重寫“紅巖”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殺，敵人在垂死掙扎時的殘暴以及留給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筆血債當永遠記著，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更需要我們黨內和革命陣營內部進行深刻反思的，就是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優秀的共產黨人被敵人逮捕並在共和國已經成立的日子裡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為什麼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幾乎受到敵人毀滅性的的破壞和打擊？
小說《紅巖》裡對此有所記載，似乎都是因為一個叛徒“甫志高”的原因，這“甫志高”也從此成為革命陣營裡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確實可恨。沒有這樣的叛徒，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裡就不會關進那麼多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當然也不會有後來的“11·27”大屠殺那麼悲憤的一幕。然而，當筆者走進“非虛構”的“紅巖”革命鬥爭史中，抹去掩飾在那些被文學藝術所虛構的成份時，發現了許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嚴肅問題——
比如：為什麼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華輔這樣一個真實的叛徒，最後其實是喊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還早十幾天時間就被敵人殺害了；
為什麼當時的重慶地下黨中職務越高的領導幹部在被敵人逮捕後當叛徒比誰都當得快，而且好幾位後來都成為了喪心病狂殘害革命者的特務分子；
為什麼在許多普通黨員印象中那些平時“唱馬列主義調子”比誰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敵人的監獄和“老虎凳”面前時，卻經不住一頓酷刑嚴打而當了叛徒……
“11·27”大屠殺和重慶地下黨如此慘痛的教訓，曾是獄中共產黨員們思考最多、最深的問題，這也是“江姐”、“許雲峰”等共產黨員在犧牲之前最想向組織反映的問題。為此，他們經過了漫長而周密的思考與準備後，認為當時最有可能出獄的羅廣斌可以代他們完成這一用“血的教訓”換來的使命，因而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透過各種途徑，最終形成了凝結集體智慧的一份“向黨彙報”的寶貴材料——這就是羅廣斌在創作《紅巖》之前、於1950年初就向組織秘密上交的這份題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一極其寶貴的《報告》，是我黨罕見的重要文獻，因為它是那些在敵人監獄裡的共產黨人對自己的組織內部所出現的問題的思考和反省。雖然它真正讓我們瞭解它基本內容的時間才僅僅幾年時間，然而在筆者看來，它的價值其實遠比《紅巖》小說要重要得多。
羅廣斌出獄後的第28天便抑壓不住內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責任，開始進行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這就是那些已經犧牲了的獄中同志們囑託他代向組織提交的這份《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下簡稱“報告”）。
據那些從監獄裡脫險的同志介紹，當時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共產黨員們面對地下黨領導人的變節、投降而造成那麼多黨員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帶給黨組織的毀滅性破壞，心情無比悲憤與痛苦，同時對地下黨個別領導下在敵人面前屈膝救榮、賣身投靠既震驚又憤恨，由此對黨的建設和事業發展產生了萬分擔憂之心。在獄中，他們一方面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同時又為自己不能活著出去迎接如紅日升起的新中國而感到痛苦與悲傷。他們在明知敵人一定會殺害他們的最後時刻，並沒有忘了還有最後一份責任，這就是要向自己的黨說說“心裡話”，這心裡話集中起來就是：自己的黨必須保持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此，他們在獄中秘密地下黨組織的動議下，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和認真嚴肅的精神，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等方面進行回顧總結，他們相互囑託，若有人有機會活著出去，一定要把他們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形成報告交給黨組織。
到了1949年9、10月份，國民黨開始有計劃的槍殺獄中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獄外黨組織所準備的“越獄計劃”因敵人的提前屠殺而不能實施，尤其是10月28日陳然、王樸等獄中幾位重要的黨組織骨幹被槍殺後，白公館“監獄支部”內的許曉軒、譚沈明、劉國鋕等經過認真研究後作出決定，要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而獲得出獄機會。當獄中黨支部將這一決定向羅廣斌交代後，他本人卻覺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苟求自己做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