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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讓它成為獨立於儒學之外的知識體系，即：自然科學。
但是，這個分離必須解決好道器之爭的問題，使格物科的學子們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會因為剝離出理學而受打擊。更重要的是，也必須對道和器、體和用的關係有一個辯證的釋義，使理學在分離出自然科學後不會走回重道德輕知識的巢窠中。
名可秀創新提出“體用不二”論，即是解決道器之爭的問題。
什麼是體？
《中庸》講“天命之謂性”，這個就是體。天命即宇宙本原，即自然稟賦，人性從哪裡來？從天命，是自然稟賦給你的，這就是人性的本體，簡稱“性體”或“本心”。
所以，本心是自然稟賦給予的，它與宇宙本原這個“體”是同一個“體”。所以，格物致知可以上求天道，因為人是天地創造的，人的性體是天地自然賦予的，與天道是同一個“體”，所以，可以透過致知“道德性命之理”致知“天理”。
而道德性命之理的核心即仁。
名可秀道，孔子的儒學，直指本心之仁，以為萬化之原、萬有之基，此即仁體。
所以這個體，是本心，也是仁體，是人的生命的本根和宇宙萬物之本根。
那什麼是用呢？用，是宇宙萬物的功用。
為什麼說體用不二呢？
因為體是用的本體，不是超越於用之外而獨存。而體是用的本體，所以不可離用去覓體。——這就解決了道德和知識的問題，道德主導知識，但不能離開知識去空談道德。
這就是“體用不二”說。
什麼是“不二”？就是體和用是整體內的一和一，不是分開的二。
所以，雖然格物學科從理學中分離出去，不是儒學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儒學格物致知“體”，不可分離的“用”。
理學會議之後，為促成格物學科的平穩獨立，名可秀在格物學院給學子們上了一堂公開課，講“格物致知”，講“體用不二”。
她講孔子的《易傳》，“天地大德者曰生”，所以，體是生生不息的，是能動的，是創造的。正因為本心仁體是創生的，所以人們能夠有積極的人生態度和生命意識，去面對世界，創造世界；同時，又要秉持本心仁體，不被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所異化、所遮蔽，以致忘卻、淪喪了人之本心。
名可秀的這堂公開課，以兩個學說解決了格物學師生們的困惑，釐清了認識，統一了思想，使理學平穩地完成了學派的重新定義。而格物學科分離出去也只是從知識體系上獨立了，並沒有影響到學子的歸屬，從思想價值觀來講，他們仍然是理學這個學派的弟子。
理學對學派的重新定義自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他學派的學者對於理學將“格物之理”分離出去表示了讚賞，道是“重歸本道”，頗有理學“改邪歸正”的欣慰意思。
與格物學科獨立為自然科學相比，儒學界對名可秀重新詮釋的“格物致知”和創新提出的“體用不二”說有更大的關注。但是，在這一年的稷下南北論學會召開之前，名可秀並沒有公開發表這兩個學說。因此，儒學界對此雖有議論，但還沒有掀起大的波濤。
稷下南北論學會上，名可秀髮表她的中庸思想。這個思想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經歷了轉折、摒棄和變化的歷程。對中庸的思考幫助她完善了“格物致知”的釋義，創出了“體用不二”說，反過來，“格物致知”和“體用不二”說也促進了她對中庸的理解和運用，完成了她對儒家這個龐大思想體系的“綱”的構建。
稷下南北論學會之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得到確立，此時，她才在《理學》報上正式發表新“格物致知”論和“體用不二”說。很快就被各大有影響力的學刊、報紙轉載，如《稷下學刊》、《國學論刊》、《鳳凰經學報》、《西湖時報》、《大宋太學報》、《湖湘學報》、《廣府學報》、《成都學報》、《大周太學報》、《鳳京學報》、《關中學報》，等等。
南北儒學界齊起震動。
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說直接批判了程學的“人心與道心之別隻在於‘覺於理’還是‘覺於欲’”。
二程認為“只有一個心，知覺從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故要舍人心而求道心，也就是“滅私慾則天理明”，這是程學精神的核心追求。
名可秀在闡論觀點時，也辯證地評價了程學的這個格物致知的釋義。
從正向來講，程學的格物致知有利於存善去惡，剋制人的私慾氾濫，有利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