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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學的評價，雖難免有些主觀，但是作品好壞，仍然是可以公斷的，對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與社會意義，希望後來的人，都能越來越重視，同時也希望在金庸之後，真正能經由讀者的期勉與寫作者的努力，創造出武俠的新天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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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談藝錄
張大春
電影高遠，霞光萬丈，昨日薄暮時分，大俠金庸翩翩又臨寶島。喜愛金庸小說的舊友和知音，特別趁機和他相聚晤談。初秋夜涼，燈影曳曳，頗有幾分西窗剪燭的意趣。一年不見，大俠風采依舊，健談依舊。滿座佳朋，話題卻總環繞著他，因為總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識和多學。
話題先從他去年看的一齣戲說起。因著那出戏的的談興，倒引伸出一個大家都很好奇的問題；“同樣是對古代社會的部分反映，民間戲曲是否提供了武俠小說某些素材或張本呢？”
“武俠小說的創作的確是在試圖逼近古代的社會。”金庸先生緩緩說道：“從歷史的資料裡，我儘可能地把所接觸到的生活層面包括進去，其中也許還包括文人們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的情懷，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藝術的造型來說，傳統的戲曲和現在的小說中間就差異顯然了。”
“京劇是世界上最豐富亦最艱難的舞臺藝術。在表現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說白，還有武功和雜技——當然這已經是十分粗略的說法了。舉目世界，沒有其他的舞臺藝術能夠如此面面俱到，歌劇的女高音常是體態臃腫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會有演唱的稟賦或機緣。然而從發展的形式上看，京劇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卻正是和小說難以契合的地方。”說著，他赫然一笑，像是為什麼而抱歉著了：“在過去，舞臺的照明裝置不健全，音響效果也未必好，臉譜便往往成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條件。演員一登臺，善惡分曉、忠奸畢露——而且往往很難將人比較複雜的個性呈現出來，僅止於典型式的劃分。這對反映人生來說，是比較粗糙的。一般說來，京劇或者其他的民間戲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透過一個戲劇化的故事來表現人生，或許它的重心在於歌舞與表演藝術本身的成就。小說則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強調：從民間藝術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麼，間接的啟發和影響於我而言卻是難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見解便是如此謹慎溫婉地娓娓道來，即使在論斷時也一樣：“中國的藝術大約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國畫大師喜歡去看京劇，他們能從舞蹈之中捉摸作畫的靈感，那也許是一根線條，或者一個籠統的輪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鮮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創作的過程當中有時也有類似的體悟，就拿武功來說，當它臻於化境，便自然成為一種藝術了，所以我曾用書畫之道解釋一些招式，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喜歡把一切事物圓融渾化，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罷？甚至將人生哲學也納入藝術或武技之中，這是非常獨特的解釋。”
談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敘說起他的作品《鹿鼎記》，和它的主人公韋小寶。
“寫作這部書時，我經常想起魯迅的《阿Q正傳》所強調的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精神勝利的意念在中國的確相當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卻不是中國所獨有的。有時走訪國外，我也常發現，幾乎每個地方的人民都有他們精神勝利的方式。所以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探索中國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傳統的說法裡，道德總是被強調著：忠孝仁愛或者禮義廉恥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惡從人性中孤立出來，再用單純的德國去一一拴套。就事實來說，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中國人一向在艱苦的環境裡進行著異常的生存競爭，為了活命和繁衍，會用盡各種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訓相左的。韋小寶這個人物容納了歷史感很強的中國人性格，一方面他重義氣——重義氣這一點恐怕也跟生存環境的艱苦有關；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賭，時時也玩弄一些陰謀詭計。諸如此類，也算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卻也相當真實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問起有關小說中所敘述的奇能異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環境的艱苦？
“我想是的，誠如你所說：雪地裡的蜈蚣可以吃嗎？在傳記小說裡曾經出現過這種場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條件欠缺的土地上，這個古老民族如何奮鬥的歷程，所以烹飪終於也發展成一門藝術了。”金庸先生說：“於是我們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了。”
窗外夜風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