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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了還有雜事，這日子過的！”
趙榮也搬出了宿舍。本來我們準備合租地方住，後來沒協調好，我和系裡的兩個同學一起住，他和計算機系的一個同學一起住。
“還是住宿舍好，有熟人能聊天，”趙榮說，“我那室友是美國人，我跟他沒什麼好談的，見面問個好，晚上說晚安，跟陌生人一樣。美國人的人際關係好像挺淡的。”
“趙榮，”我笑笑說，“你覺得孤單了？”
“是有點孤單。”
“孤單了幹什麼？找丁宜圓呀。”
“丁宜圓——”趙榮嘆了口氣。
我問他和丁宜圓有什麼摩擦，趙榮說：“沒什麼。那天說好了和她一起去聽音樂會，我生怕忘了，一直小心記著呢！誰知臨時偏偏有篇論文要交差，我光顧忙論文，一不注意晚了二十分鐘，跟她吵了起來，音樂會也沒去成。聽音樂不是為了放鬆嗎？結果反而搞得更緊張了。”
“和好了就行，”我安慰道，“她也是為你好。”
看來趙榮的處境和我差不多，我心想，大家都煩著呢。
吃完飯，服務員遞上了兩塊“幸運餅乾”——中餐館都供應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並不是從中國引進的，而是美籍華人自己發明的。餅乾中空，內藏一張小紙條，寫一句俗語箴言之類的。開啟我的小紙條，只見上面寫的是：
“你的個性青春而有激情，只是過分高傲。”
我怎麼高傲了？我不滿地想，又去看趙榮的，只見上面寫著：
“善待自己，人生才會美麗。”
“這句話有點意思！”趙榮說。
我們付了帳，離開風味亭就分手了。
二、嗯，這就是生活
我趕回住所。門口放鞋的架子旁邊有三封我的信，一封兜售信用卡，一封要電話費，還有一封來自學校的財政辦公室。
親愛的同學：
在完善學校的工資制度，也就是說把工資單改為計算機控制的過程中，出了一些問題。我們財政辦公室正竭力解決這些問題……經過核算，您夏天的工資發多了。請寫一張一千三百零七美元的支票付給哈佛大學。
我把信往屋裡隨便一扔，倒在床上躺了一會兒。
另外一個室友出去了，只有彼得羅夫開著房門，坐在書桌旁。彼得羅夫是俄羅斯人，個子高，身體壯，瘦長的臉，鬍子颳得乾乾淨淨，喜歡穿整齊的外套和黑皮鞋。他是五年級學生，馬上要畢業。每天在系裡都能看見他坐在studentslounge門口處的那臺計算機旁，心無旁鶩地寫博士論文。彼得羅夫當助教很認真。跟學生講解時，他看著對方的眼睛，一字一句。禮貌一點的學生問問題，常說：“這可能是個愚蠢的問題，請別介意。”他就一字一頓地回答：“沒有愚蠢的問題，只可能有愚蠢的答案。”
不過，私下彼得羅夫有不少牢騷。他抱怨學生笨得要命，一個小概念要解釋好多遍，而且動不動就問同樣的問題，愚蠢的問題！他還抱怨錢不夠用。剛來時，助教的工資低，波士頓的房租卻正好開始猛漲，每個月的工資除了付房租只夠吃飯。
“但你是個共產主義者，”他的導師，一個加拿大人，有時開玩笑說，“你應該習慣沒有金錢的生活。”
聽到這話，彼得羅夫臉色黯淡，但也不急於表明自己是不是共產主義者。有一次聽他講，俄羅斯剛搞資本主義的時候，人們都興高采烈，展望未來；如今倒有不少人懷念過去。
彼得羅夫的嗜好之一是吃甜食。助教們有時能去餐館吃頓飯，學校付錢。如果彼得羅夫在場，點菜時總有人開玩笑：“不知今天有什麼好甜點……真饞，饞得要命……太好吃了……”
彼得羅夫毫不介意，自在地點一份喜歡的甜點，慢慢吃。
今天彼得羅夫神色挺輕鬆，看我回來，就敲了敲門，問我要不要吃糖——他的一個朋友從瑞士回來，帶了幾盒巧克力糖。
“謝謝，”我接過彼得羅夫遞來的糖，嘆了口氣，“Youmademyday（要不是你，這一天算是白過了）。”
糖紙上畫著些豐滿的女郎，令人聯想起屠格涅夫或托爾斯泰小說裡的少女。糖的外面有層巧克力殼，裹著黏稠的椰子奶。
“改了太多的作業？寫了太多的論文？學生和教授都找麻煩？”彼得羅夫問。
他每問一下我就點一下頭。他憐憫地看著我：“嗯，這就是生活。再見。”
聽他的口氣，我知道他又要去寫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