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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響說，北京能買到不錯的託福教材，北大很多學生都在用這種教材。媽媽立刻往北京打電話，把此事託付給了自己少女時代的密友——李蘇芬。李蘇芬的先生陸劍二話沒說，馬上撂下自己的事，開車直奔目標，用最快的速度買到了教材，火速寄了出來。
在等待新教材期間，婷兒毫不放鬆，爭分奪秒地用老教材擴大自己的詞彙量。一個多星期後，引頸以待的託福教材和配套的二十多盒磁帶終於寄到了。
這下子，婷兒如虎添翼，進度更快了。
高三開學後，婷兒原想請假兩個月自學英語，媽媽出面和校領導談了幾次，未被批准。學校是好意，主要是怕她兩頭落空，同時也不願失去一位原計劃衝刺北大的“狀元苗子”。但校長們最終還是答應了，在臨考前一個星期特許婷兒不上課。
班主任張惠琴老師在這一特殊時期給了婷兒特別的支援——特講婷兒每天晚自習時在教師休息室準備託福，其他老師也在張老師的拜託下給予婷兒寶貴的理解和支援。婷兒抓緊一切可能的時間，哪怕只有三五分鐘，也要拿起託福教材看幾眼，戴上耳機聽一段。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晚自習是難得的整塊時間，婷兒在張老師的辦公桌上爭分奪秒地學啊，練啊，自我模擬考試的最好成績終於達到了670分。
求保險，“殺雞用牛刀”
10月下旬轉眼就到。按婷兒的實力，已經可以正式上“戰場”了。
臨考前，我陪婷兒去看考場。同批參加這次托福考試的，大約有五六千人，把川大的一個禮堂坐得滿滿的。他們當中的大多數，看起來都是本科畢業生，或者年齡更大。婷兒幾乎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坐在這群人裡面，顯得很打眼。我們旁邊是一位川大的研究生，鬍子茬颳得發育，看上去很老練。他發現了婷兒這個“小字輩”，很好奇，跟她聊了好一會兒，然後轉過頭來問我：“你女兒這麼小，就讓她出國，放不放心？”
我笑著點點頭說：“她還行。應該能對付！”
考試那天，媽媽陪婷兒一起去考試中心，以免路上遇到偶然事件使婷兒不能順利到達考場。我們家習慣在重要的事情上加保險。
但是，考試結束後，婷兒帶來的訊息似乎不大好：“唉，可能沒考好！”她委屈地噘著嘴說：“好倒黴呀！考試的程式跟模擬考試好多都不一樣。害得我開頭幾題都沒做好。第二部分開始時，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
多年來，每門課考完之後，婷兒總是埋怨自己考得不好，這道題做得不理想，那道題可能出錯了。我們知道，這是她做事求完美的表現。絕大部分情況下，考試結果出來後，往往都還不錯。對此我們早已習以為常了。
但是，我們也不敢掉以輕心。這畢竟是一次關鍵考試，考得不好，將會滿盤皆輸。我們寧可相信這次託福沒考好，也不能盲目樂觀，把計劃建立在不牢靠的沙灘上。
這次托福考試的成績，最早也要到12月份，才能透過越洋電話查到。兩個半月之後的下次托福考試，報名日期卻近在4天之後。如果真考得不好，必須馬上決定是否需要再考一次。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我問。“元月份再考一次吧？”婷兒猶豫地說、我知道她猶豫的是什麼—一托福考試報名費每次是665元。婷兒是個懂事的孩子，她既想保留再考一次的機會，又不願意讓父母為她花這筆可能根本不需要花的錢。
“行！我再去給你報名。”我笑著同意了。儘管媽媽認為沒必要，但還是支援婷兒“殺雞用牛刀”。
在等待託福成績的日子裡，劉亦婷度過了她有生以來最忙碌、最艱苦的兩個月。每天，在完成了學校非做不可的一切學習任務之後，剩下的分分秒秒——一短暫的課間、飯後、熄燈鈴響過後的深夜。。。幾乎都用到了申請工作上了。
各式各樣的表格，多得似乎無窮無盡。一篇又一篇的Essay（作文、隨筆），這一篇要500字，那一篇要300字，各種要求，變化無窮。字字句句都要反覆斟酌，力求完美。
比如說：“假若你寫了一本300頁的自傳，請提交第217頁。”“假如你招生，要問問題，問什麼問題？自己回答，字數不限。”“描述你對第一年大學生活的展望，你的存在將會怎樣在校園裡被知道？”“討論一個對你而言重要且關心的個人、當地、國內和國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