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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樓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說明是“當今中國最紅的主持人住過的地方”。一個很有正義感的朋友看到報道後打電話給我，義憤填膺地說：“他們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後再這麼寫嗎？”我誠惶誠恐地解釋：家鄉人、家鄉人嘛！

第二章童年

多年之後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慶的十二年是最無邪又無憂的日子。

1、大人們在聊些什麼

我的童年正趕上“文革”尾聲，當時大人們的所作所為，給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這樣一幕場景經常出現，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時我父母的幾個同學和同事經常在黃阿姨家聚會。我和我哥，還有黃阿姨家的兩個孩子，被他們放在蚊帳裡，看他們在昏黃的燈光下談啊談啊，也不知道在談什麼，一談就到深夜。我們對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麼努力也聽不清，更聽不懂，也聽不了那麼晚，總是在蚊帳裡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著了。等我睡了一覺起來撒尿，總是看見昏暗的燈光下，他們抽菸抽得整個屋子迷霧繚繞，捧著杯茶，還在燈下不斷地說著什麼。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識分子，為動盪的國家那充滿變數的未來而憂心忡忡。他們什麼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有著這樣的經歷，也算“位卑未敢忘憂國”吧。

雖然是孩子，但是那個年代我們也並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我們這幫孩子參加了悼念活動。就是在我那時生活的重慶人民廣播電臺大院裡，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來，親爹死了都沒那麼哭過。我媽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腫成了桃子。我們小孩兒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但看見大人們都哭了，心裡也感到害怕。雖然知道是牆上掛著的相片裡的毛主席、周總理死了，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麼大人們一個個都哭成那樣，也不敢問。

我們被組織去疊小白花，追悼會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們就拼命地疊啊疊啊。我清楚地記得，追悼會上哀樂一起，旁邊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後幾百人一起放聲痛哭，把我們這些小孩兒全都嚇到了，後來我們也哭了起來，是真哭—是被大人們的哭聲嚇的。當時在孩子裡頭我還算年齡大點兒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時的表現還是比較淡定的。

那個年代有著太多的狂熱，而這些狂熱結束的那一幕，卻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記憶裡。那天放學後，孩子們都和往常一樣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裡，因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們沒心沒肺地繼續在院子裡玩兒，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餓了，也沒有誰家的大人回來。我們急了，到處打聽，最後在傳達室那裡聽說所有的人都在大禮堂裡開會。我們一群孩子馬上奔到大禮堂，發現門口有解放軍站崗，不讓我們進。沒辦法，我們就坐在門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們終於陸續出來了。奇怪的是，那天見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紀，不分級別，都紅光滿面、滿口酒氣，嗓門兒特別大。他們相互握手、擁抱，顯得興奮無比—他們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想起自己家裡的孩子沒人管，還沒吃飯。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傳來了粉碎“四人幫”的訊息。所有單位在傳達這個訊息後都大擺“團結宴”。所有中國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為那天意味著，十年“文革”結束了。

2、江邊的小學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學了—重慶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學。學校一面臨街，和重慶日報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滾滾長江東逝水”。學校不大，沒有一間教室的窗戶玻璃是完整的，它們早在武鬥的時候就被打得千瘡百孔、滿目瘡痍。到了冬天，風嗖嗖地透過碎玻璃往教室裡刮，江邊有多冷，教室裡就有多冷。

“文革”剛結束那時，老師打學生是天經地義的。我在班上很調皮，所以老師經常教訓我，把我的手打得腫起老高，連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於什麼原因，數學老師拿著尺子追著我打，我就圍著教室狂跑，全班同學都笑瘋了，站在桌上拍著巴掌吶喊加油。這幕情景，後來我在講述這個時期的工讀學校的電影裡看到過。更過分的是，那時候在學校幹了壞事兒，除了捱打還得捱餓。

那所小學校也是老式的筒子樓，一樓是部分老師的宿舍和倉庫，樓上是教室。我一旦上課犯了錯誤，幹了壞事，就會被老師留下來，一留留到中午。老師回宿舍吃飯了，還不忘把我帶到他們家去接著罰站。我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