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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有一天，《走進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興。我被調到一個新開的體育新聞欄目幹老本行—儘管我並不懂體育，但還是高興了一陣。更讓我走狗屎運的是，去了沒多久，那個欄目的製片人就被提拔了，調走了，欄目組剩下的人裡面就我一個是正式工，其他都是臨時工。於是在領導們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當上了製片人。
2、新總監高抬貴手
當了一年製片人，到二〇〇一年，臺裡領導班子大調整，景志剛成了我的領導。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景志剛是徹底改變我命運的人。當時景志剛調來我所在的城市頻道任總監。一來就要求所有的欄目製片人重新報名，競聘上崗。我生性懦弱，懼怕一切競爭，也不想去競什麼聘，就壯著膽子跑去向他彙報：“景總，我現在是體育新聞欄目製片人，你要覺得我能幹，我就好好幹。你要覺得製片人我幹不了，我還可以幹記者，幹記者不行，我還可以幹攝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頻道待著。”他沒有任何表情地聽完之後，看了我一眼說：“你不用競聘了，繼續幹吧。”
主持生涯。
從二〇〇二年坐上《南京零距離》的主播臺，到二〇一〇年調到衛視做《非誠勿擾》，我幹了九年的新聞主播。
1、主播“零距離”
那時我做的體育欄目，收視率低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二〇〇二年景志剛創辦了在中國電視界名噪一時的新聞欄目《南京零距離》，他把我從體育欄目調出來，去當《南京零距離》的主持人。這在當時無論對臺裡還是對我個人都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決定。起用一個非播音主持專業的光頭來主持一檔直播的新聞節目，這在中國電視界是沒有先例的。
用一個光頭做服務類或者娛樂節目的主持人，可能不算什麼，但讓一個光頭坐在省臺的新聞主播臺上，無論怎樣都有點兒石破天驚的味道，需要很大的勇氣和魄力。而需要魄力的地方，還在於《南京零距離》打破了地方臺新聞通常最多二十分鐘的慣例，它一播就是一小時，還是直播！很快臺裡就有人說：景志剛瘋了！
一開始《南京零距離》是不被看好的—團隊就是個雜牌軍，所謂的新聞精英都在新聞部呢。當時“零距離”的總監不是搞新聞出身的，記者隊伍中也有一多半兒不是搞新聞的，主持人最可疑—既不是學播音的，也不是學新聞的，基本上屬於什麼都沒學過。當時讓人們覺得更離譜的是，景志剛把這檔一小時的直播新聞節目的時段放在了晚上的六點五十至七點五十。有人就說，把地方新聞節目放在這個時段，簡直沒有常識。七點至七點半是央視的《新聞聯播》，這無異於放棄了一半的收視率！但事實證明他們都錯了！《南京零距離》開播不到一個月，收視率就進了尼爾森調查資料的前五十名，兩個月後就成為江蘇地區能收看到的所有電視節目中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並保持了數年之久，成了中國電視界的“零距離現象”，掀起了中國“民生新聞”的浪潮。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受眾沒有天生的收視習慣，受眾的收視習慣都是被強勢媒體培養出來的。中國人不是天生在七點至七點半要看新聞的，是央視把《新聞聯播》放在七點至七點半，所以中國人就有了這個條件反射似的收看習慣。加上全國所有省臺必須轉播《新聞聯播》的規定，所有電視臺就習慣性地放棄了這個時段。其實，如果你足夠強大，敢於挑戰一下，你就會發現有些貌似強大的東西其實很脆弱。至於景志剛為什麼選中我當《南京零距離》主持人，我很懷疑他是在我當體育節目製片人的時候發現了我的“才能”。
當時每週一要開製片人例會，製片人要挨個兒彙報上週的工作情況，再報告下週的工作計劃。我那個節目是整個頻道最無足輕重的，說話也沒分量，所以每次開例會，別人在說正經事兒，只有我沒有正經事兒，盡扯淡，但我扯淡的時候，往往都是會議氣氛最好的時候。後來他們都發現了，只要我沒參加的例會，效率就一定很高。只要我在，效率一定很低，但氣氛濃烈。有一次景總終於煩了，對我說：“以後開會你不用來了。”我本以為他是說著玩兒的，後來他真把我的製片人頭銜給撤了，製片人例會我就真的不用去了。再後來他對我說，你去“零距離”當主持人吧！我表示這個位置讓人壓力很大。他說，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其他崗位都有人了，只有這個崗位還沒人幹。我想想嗷嗷待哺的一家老小，只能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