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教育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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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身上有所超越；在這樣的群體中，你就把諾貝爾獎視為掛在海王星邊上的一塊巧克力而永遠垂延三尺吧！

據說最近又出現了一種被稱之為“週末恐懼症”一族。這種人據說是一到週六週日就恐懼，就無所事事，他們沒有任何興趣，他們不喜歡看電影，不喜歡讀書，不喜歡與人聊天，不喜歡逛街，不喜歡交朋友，甚至不喜歡戀愛，總之什麼都不喜歡，就習慣每天像機器人一樣工作。沒有歡樂也沒有痛苦沒有幸福也沒有悲哀，老闆一喊。野兔似地就串過去，電話一響，神經質地反覆helou，沒事手裡就拿支筆在一張便箋上畫十萬個問號，就像十萬個為什麼。就這樣，在一個機器化、標準化的工業社會里，人在變成一臺機器的同時又被標準化了：學習被標準化、興趣被標準化、考大學被標準化、成功被標準化……就是在這樣一種被標準化的一系列過程中，恰恰人把自己給標準化成了“非人”！這是整個二十世紀延續至今的人類最大的悲哀。

尼采曾經在他的《偶像的黃昏》一書中這樣憤怒地寫道：“十七年來，我不疲倦地揭露我們當代的科學追求的非精神影響，科學的巨大範圍如今強加於每個人的嚴酷的奴隸狀態……生命是患病了，病於工業和機械主義的破壞人性，病於工人的非個人性……人們現在手裡拿著表思想，吃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人們像總怕‘耽誤’了什麼事的人一樣活著”。

其實中國人原本不是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精神事實上是非常從容和譫泊的。佛教進入中國之所以最終變成禪宗，實際上是中國人對現世生活一種非常入道的瀟灑。我們的老祖宗能夠得心應手地把現實與灑脫玩弄於心靈的平和之中。曾幾何時有一位僧人問慧忠國師：“永世不滅的佛法是什麼？”，國師面帶著一種超然的微笑輕輕說道：“你去把那邊的水瓶替我拿來。”於是僧人按照國師的吩咐拿來了水瓶，國師又說：“再搬到原來的地方去吧！”這就是佛法。依我看，中國古代之所以為世人流下了如此燦爛的文化遺產，正是我們那種怡然自得中飄揚的靈性閃動和悠揚。

但是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完全失去了一顆平常之心。我們都被一種無形的、非我的、西方的、物質的以及焦慮的目標搞得神魂顛倒。中國人原本的那種灑脫不見了，我們活在一個別人為我們指定的規則裡面，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別人為我們鋪就的一條通往心靈死亡的道路。於是在一個沒有了“我”的日子裡，我們便開始“懷著一種鄉愁的衝動，到處去尋找家園……”

《為什麼要比別人過得好》，這是發表在2002年第9期的《商界》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或許作者是一個所謂的“成功”人士，在他倍受心靈疲憊之後的一種深深的感悟吧：

當中國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標設定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時候，意味著他們將一直在別人的眼光和尺度中生活，幸福是別人眼裡的幸福，痛苦也是別人看來的痛苦。加上過於強烈的自尊，很多人的人生價值順理成章地簡化成一句話：過得比別人好。

過得比別人好，意味著在學校裡的學習要比別人優，得到的表揚要比別人多，學校的名氣要比別人大，學的專業要比別人好，分的單位要比別人強；過得比別人好，意味著在單位裡地位要比別人高，工資要不別人多，人緣要比別人好，提升要比別人快，部門要比別人顯要，成績要比別人突出；過比別人好，意味著房子要比別人寬大，車子要比別人高檔，老婆要比別人溫柔，兒子要比別人聰明，情人要比別人漂亮……

因為要比別人過得好，所以我們不斷地奮鬥、努力，但一切總沒個盡頭，這件事剛過去，下一件事又來了。在沒完沒了的攀比和較量中，我們漸漸失去了本來可以擁有的閒暇和輕鬆，心情的玄越繃越緊，於是笑容越來越少，感覺越來越累，最後終於讓皺紋過早地爬滿了面頰。

也許一個偶然的機會，當我們獨自漫步在夕陽下的湖畔，面對粼粼的波光，我們會驀然發現：人窮其一生追求的不就是這份潮漲潮落後心情的平和於寧靜嗎？但一番感慨之後，我們還的繼續投入到無修無止的追逐和競爭之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誰讓我們要“過得比別人好”呢？

“人比人，氣死人”，但整個環境如此，你不跟別人比，別人也會跟你比，最後的結果都一樣。我們總是習慣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外部力量上，但內心深處又對它極不信任，這就直接導致了我們在行為方式上和價值取向上自相矛盾。這是中國人的宿命，也是中國人的悲哀……

一個人活在別人的標準和眼光之中是一種痛苦，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