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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薦的那本《我是韓國人》一書的序言中曾經這樣寫到：
三年前，我也去過美國。那天下午4點，在華盛頓一個大的廣場，綠草如茵，陽光刺眼，一個美國人在我身旁的長椅上換上運動服，開始跑步，換下的衣服就扔在那裡，這是，活潑的小松鼠靠近我，槍著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頭，眼眶裡立刻噙滿了淚水。這陽光，我嘟嚷一句。
實際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著我腦海中祖國的貧窮，眼前的寧靜平和對照著我腦海中祖國的嘈雜與紛亂，眼前清醒的空氣也遮不住腦海中祖國空氣的渾濁。
我為祖國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話語是真誠的，他的眼淚、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實際上都是出於一種對祖國深深的愛和期望。因為一種對現實狀態的痛苦不滿要遠比一種虛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實際的價值。我們的民族應該長大了，我們應該勇於面對一切而承擔一種改變歷史的責任。《實話實說》的崔永元給了我們一種實話實說的現狀，而有這種感受的還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華的人，他說他一共去過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為他爺爺在日本使館工作，那是他還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這裡的公共廁所的馬桶，跟表參道上走過的美女的面板一樣潔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這次他的感受更多，在一篇題為《細微之美》的文章中，他這樣寫道：
在日本，人活得都很有尊嚴。這個國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適和便利。生活中每一個細節都有人或是一種產品打點。這裡，你不需要很有錢，也可以感覺被寵愛、被照顧。在這個極度產業化的社會，你卻很少感到膚淺或低俗……
這種幸福感恐怕要被很多人挑戰。大家會說：日本人哪兒幸福啊？你沒看到他們在電車上擠得跟肉醬一樣！這倒是真的。然而，就算在肉醬的狀態下，他們仍然維持著平和的心情和完美的髮型。他們擠到沒有地方可扶，但每個人看起來都像電影明星……
完美的外在很容易，難得的是配合力守法的內心。地鐵上，沒有任何人用手機講話，他們只是不停地按著手機鍵盤，天南地北的送簡訊。新縮站內夜裡睡的遊民，第二天一早迅速解散，而且地上沒有留下任何髒東西。JR火車站的露天月臺上畫了幾個框框，是特定的吸菸區。你真的會看到吸菸者自動走進框框那吸菸。坦白說在框框內吸，跟站在框框外吸，真的有那麼大的區別嗎？站在旁邊等車的人，真的會因為煙是從框框中傳出來就聞不到嗎？不過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地上有一個框框，每個人的心態都覺得自己活在如來佛的手掌裡。”
“教養比門第更為重要”，這是日本的一句名言。
人要活得有尊嚴，儘管在地鐵裡被擠得無處可扶，完美的髮型和明星般的外表是人之尊嚴的一種；人必須活得有尊嚴，儘管只是一個露宿街頭的流浪漢，當陽光照射到這裡的時候，一切髒東西是必須被清走的，這也是人之尊嚴的一種方式。火車站上那個框框，不管在裡面吸菸和在外面吸菸有什麼區別，但這是人人心中的一條道德底線，就像如來佛的手掌，每一個遵紀守法的人都必須無條件的生活其中。這也就是康德所說的那種內心的道德法則。
這絕對是一種教育的力量！一種與生命一同生成和成長的教育！麥克阿瑟將軍那句深深刺痛日本人的藐視之言，不僅沒有使日本人變得羞愧，相反，日本人在過了幾十年時間以後，以世界老二的身份以及在“肉醬”中完美的髮型昂揚地告訴世界：這就是日本人的尊嚴！
一位研究生物基因的陳博士，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曾經生活過六年，2000回國在一家生物研究室工作。在談到德國的六年生活，陳博士依然是津津樂道的：
在法蘭克福市，從晚上八時至次日八時是不允許演奏樂器和高聲播放音樂的，如有聚會需事先向四鄰宣告。諾有他人大聲喧譁唱歌聲音較高，可隨時報警，告其攪擾鄰舍……
在法蘭克福任何公共場合，都絕對沒有我們曾經熟悉的嘈雜和喧譁。尤其是乘公交或地鐵時，除了一個男低音用德語簡短報站名外，車上一般是毫無聲息，安靜至極。大部分德國人不論男女老幼，落座後一律從包中取出精裝書讀起來。沒有人說話，連竊竊私語也很少。即使一對情侶在車上，也是手牽著手，含情脈脈地對視著，不再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