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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那有什麼了不起，我爸上次跟我說他給我已經存了一個20萬的定期呢，說等我到了18歲了就給我。”
乙：“瞎吹吧你。”
甲：“誰瞎吹啦，我爸還說要給我存夠一百萬哪！”
這是我有一次在書店買書時所聽到的兩個小學生的對話。在書店這樣一個原本應該比較潔淨的空間裡，這兩個男孩的高談闊論似乎已經預示著這樣一種傾向：物質社會正在流放著人的精神，書架中擺放的所有精神食糧開始進入保質期的最後期限，康德和黑格爾正面臨下崗；尼采和叔本華已接到辭退的書面通知；薩特和馬爾庫塞已經回家待業；而馬克思列寧等人雖然還在看門但就業前景已經岌岌可危……此刻我手裡正拿著一本《中國新一代思想家自白》的書，封面的照片上，眾多思想家的神態似乎千姿百態：劉偉在沉思，揚東平在審視，周國平在思考，魏傑似乎在隔岸觀火，而梁曉聲則好象在怒目斜視，只有樊綱一個人依稀在笑傲江湖……在這些人照片的上方赫然寫著這樣一些句子：
一個不能產生新思想的民族
是生機衰竭的民族
一個不能產生思想家的時代
是貧乏危機的時代
中國需要思想家和新思想
他們的湧現
是我們精神的天空
星空燦爛
我相信，這些話只是寫給當今那些孤獨而固執的“麥田守望者”看的。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寧可去聽羅中旭唱的《星光燦爛》。他們平日裡聽到或議論更多的，一定是類似上面這兩個孩子關於物質世界的對話。
據說，上面這兩個孩子所說的還不算什麼，這種攀比風在一些貴族學校裡颳得還要厲害。幾年前曾經聽我一個朋友說，他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北京某貴族學校讀書，一星期回家一次。可是讓他朋友犯難的是，每次去接他兒子時總是要想方設法的借一輛好車，因為如果他開自己那輛桑塔納2000去接他孩子，是一件讓孩子很沒面子的事。記得我當時聽後覺得挺納悶的，就問：桑塔納2000怎麼了？有什麼不可以去接的？我朋友一聽就樂了，笑著對我說：得，傻帽了吧。你知道那種貴族學校的父母都開什麼車去的麼？不是寶馬就是賓士，最次的也得是沃爾沃什麼的。而且據說即便是賓士還得比誰是500誰是600呢！他們學生之間都比著呢，如果你開一輛破桑塔納2000去，那還不讓同學們笑掉牙了。
來自苦難的力量
我真不知道這是一種社會進步還是倒退？我真不知道讓一個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裡去學習會學成什麼樣？從那以後我就發誓，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把孩子送到這種地方去，不管我有錢還是沒錢。如果中國人理解的貴族學校僅僅就是這些的話，那麼我永遠會讓我的兒子去成為一個有精神尊嚴而快樂的貧民。但我一點敢肯定：那就是我一定會讓我的兒子長大以後去和這些人比創造的價值以及自己所創造的財富的價值。
據悉，英國的貴族學校就完全不是這樣的。與中國正相反，在英國的貴族學校裡，不管你是否具有貴族血統，還是來自與高層人物的孩子。所有孩子都必須過一種平民化的生活，並且時時準備經歷生活對其的磨難。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文化現象：一個本身不具有貴族氣息的國家卻無處不在追求一種貴族的感覺，而一個本身貴族遺風很強的國度則在努力營造一種平民化的氛圍。因此也就出現了不管英國王室如何反對也動搖不了查爾斯王子與一位平民的愛情纏綿。
同樣是貴族，兩種理解，兩種方式，兩種命運。
在英國，貴族是一種血統，是一種教養，是一種氣質。
在中國，貴族是一種物質，是一種揮霍，是一種炫耀。
過度的物質炫耀被當成了幸福的締造者，而愛卻成了物質堆放的無人倉庫。人被物化、被量化、被分化、被風化、只有精神躲在充滿白粉的空間裡宣讀悼詞。無論是在清華的殿堂裡還是在北大的舞臺上，我相信，如果人的物化以如此的加速度撞擊著我們靈魂的時候，那麼在北大精神的石碑上，當季獻林、金克木、馮亦代、陳平原、錢理群、王嶽川、張亦武這些老、中年思想者們漸漸離我們遠去的時候，我真的懷疑北大是否仍然能夠在中國思想者樂園這塊領地上光榮依舊。
當一種必須的苦難遠離人類生活的時候，那麼是否意味著人的精神脊樑將趨於軟化？而人的精神脊樑一旦被軟化是否意味著我們將無力支撐起已經下陷的天空？古人是以“勞其筋骨”的方式來作為一個人成長的必須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