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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我知道，MBA是管人的學問，我真的不想去管人，我沒有這個本事。更何況我從小就被我父母管怕了，我喜歡自由，喜歡飛翔在自由的天空中去領略生命的精彩。對不起，我一想到此，我就會情不自禁的流淚，我知道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有淚不輕彈，但我的確感到很委屈，因為我根本無法與我的父母溝通，所以我只能在網上與你們這些互不相識的朋友來述說我的苦悶，你們能理解我嗎？”
我是無意中在網上看到這篇文章的。作為一位父親，我真的很難過。後來我總在想，我們身為父母的，我們在給予下一代生命的時候，有什麼權利去剝奪他們生命合理存在的方式呢？生命的色彩是各異的，人的能量有各種形式的噴發點，只要他們不違背法律和社會公德，那麼任何生命都是精彩的。我們為什麼要去人為的扭曲他們？因為這種人為的生命扭曲所造成的後果必將是與“仇”共舞。
2001年2月1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就在這一天，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從國家主席江澤民手中接過了首屆“國家科學技術獎”的獲獎證書和500萬元獎金。袁隆平獲獎的原因是眾所周知的他發明了水稻雜交技術，由於這種技術的發明，從而使中國的水稻產量有了十分可觀的增產，這對於一個農業大國的中國的來說其功績無疑是巨大的。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在其大學畢業的表格上，其中有兩項的填寫讓我們如今這些當教師或身為父母的人是不敢正視的：袁隆平在“愛好”一欄上填寫的是“自由”，而在另一個“特長”的一欄中，這為日後的中國著名的科學家竟填寫了“散漫”兩字。這兩欄連起來正好是“自由散漫”。如果這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麼袁隆平先生恐怕連小命都保不住了。即使是按現在學校的評判標準，那麼袁先生也絕不會被視為三好學生而保送讀研。然而袁隆平就是袁隆平，他就是喜歡自由散漫。有人問他：“不是說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都比較嚴謹嗎？”袁先生是這樣回答的：“那就很難說了，我在實驗室的時候是嚴謹的，但是出了實驗室，那就難說了。如果一個緊匝咒匝著你，那你的思想就不能解放了，影響思路啊。什麼嚴謹不嚴謹，我就喜歡自由散漫、無拘無束。”
袁隆平就是這樣在自由散漫和無拘無束的生命狀態中完成了他那震驚世界之科學發明的。今天我們要慶賀的是，袁隆平幸虧沒有象上文所提到的這樣有“文化”的父母，否則當美國經濟學家布朗提出“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的世紀責問時，我們今天很有可能無人來應答。
一百棵大樹離開山崗
帶著森林遼闊飛翔
………鄒靜之
然而，我們如今每一個即將成為大樹的孩子們幾乎從來都是在山崗的山洞內被澆灌而生的，他們幾乎從未體驗過“帶著森林遼闊飛翔”的心靈自由感。如今的教育，不管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已經把人視為了一種實現某種即定目標的讀書工具。受教育者本身的主體性被嚴重地剝奪了。於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種對靈魂的圍剿和拷打。孫雲曉，這位因十年前寫了《夏令營中的較量》而聞名的教育工作者，如今已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了。這位只有初中文憑的研究員，其對目前中國青少年教育的見解絲毫不亞於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中國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醞釀孩子的悲劇命運，爭分奪秒地製造著孩子的成長苦難。實際上我們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戰，用自己的奮鬥來擊毀自己的目標。”
的確，中國的很多父母活得真的太窩囊了。毫不誇張地說，自從他們製造出一個新的生命之後，他們的全部勞作幾乎都是圍繞著這個生命的成長來展開的。然而在一個自諭為具有幾千年教育傳統的國家裡，我們現在卻不知道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們更不知道如何去與一個幼小的生命去進行有效的溝通並一同成長。我們整個社會都在為脫貧致富而忙得不可開交。我們從上到下都沒有把如何對青少年進行有效的教育真正放在眼裡；我們只顧成年人的各種交易和權力爭鬥，而根本無視那一顆顆幼小的心靈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撫慰；我們有無數個高檔酒店豪華舞廳卡拉OK桑拿浴房腳底按摩，而真正為青少年準備的場所卻廖廖無幾；我們的家長在自己的孩子幼小的時候只顧逗樂玩耍，然而到大了以後又用溺愛和專制的雙重刀劍把一個個本應自由茁壯成長的生命裹成了現代的“三寸金褳”。
“愛心”導演出的悲劇
在我心中曾經有一個夢
但願人人都有愛的影蹤
燦爛星空誰是真的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