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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別山是一塊英雄的土地。幾十年前，這裡曾經旌旗遍地。無數熱血男兒為了革命出生入死，無數老人、婦女，甚至是孩子也獻出了寶貴生命。鮮血染紅了大別山，浸潤著每一寸土地，使它變得雄偉挺拔，蒼青翠綠。
大別山又是一塊貧窮的土地。歲月還未完全撫平戰爭的創傷，貧困便緊隨而來。位於大別山南麓的湖北省羅田縣，1986年年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貧困戶就有近7萬戶，佔全縣總人口的57．8％，被列為國家重點扶植的貧困縣；1989年，仍有11萬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
許多品學兼優的孩子都因貧困失學了。戴滿菊也不例外，她的心裡好難過啊！可是，她不得不退學！因為她要做飯、燒水、洗衣、餵豬、收拾屋子，還要幫著大人幹農活。然而，她每天都會抽空跑到山崗上站一會兒。因為，那兒有一條通往學校的山路……
一天，滿菊提著一筐豬草，正吃力地往家走，剛好碰上了前來找她的張老師。她一頭扎進老師的懷裡，“哇”地一聲哭了：“老師，我好想你！我好想讀書啊！”
張老師來到滿菊家，主動提出要為滿菊墊付學費。滿菊也“撲通”一下子跪在父母面前，哭著哀求說：“讓我去讀書吧！家裡的活，我哪怕不睡覺也會幹完的！”
滿菊的父母流著眼淚點點頭。
從此，滿菊又回到學校讀書了！每天，她天不亮就會起床，做早飯、餵豬，然後背起柴草筐上路了——學校離家有15裡山路，每天上下學要走3個多小時。於是，她一邊走，一邊用心揹著英語單詞……
由於滿菊的刻苦事蹟，使她成為被“希望工程”救助的少年。那天，我帶著來自天津的小記者高勇和北京來的小記者楊浩，去採訪了戴滿菊。
滿菊，一個瘦小的湖北女孩，個子也就和城裡三年級的孩子差不多。只見她穿著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花布舊衣，乾淨而合體。面對我們的到來，小姑娘清秀的臉上顯得有些緊張，兩隻小手捏來捏去，好像不知道應該放在哪裡才合適。
扭頭再看那兩名小記者，雖說都是從大城市來的，可單獨採訪也是頭回上陣，似乎也有點膽怯。
我坐在一旁有意不吭聲，靜靜地等著孩子們的次採訪開始……
“你……叫什麼名字？”男孩頭也不敢抬，半天擠出一句話。
“戴滿菊。”女孩輕聲地回答。
“上幾年級了？”
“五年級。”
〃你家裡有幾口人啊？你爸爸是幹什麼的？〃男孩始終低著頭，索性照著小本子上事先準備好的問題，一條接一條追問下去。
“快打住吧，你們也太嚴肅了！我們又不是在查戶口。別那麼緊張，隨便聊嘛！”我實在憋不住，笑了起來。
三個小傢伙互相看了看，好嘛！每個人鼻子上都冒出了汗珠，也都忍不住笑了。
“你用過幾個書包？”楊浩隨口問了一句。
“一個。”
“什麼？5年就用了一個！”兩個男孩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也忒結實了吧！書包……你哪兒買的？”楊浩好奇地問。
“不是買的，是我姑用兩塊花布縫的。我已經用了4年，只磨了幾個小洞，我都自己用布縫好了。”
“厲害！讓我猜猜，這個書包你平時不常使吧？”聽口氣還有些不服氣呢。
“淨瞎說！我天天都揹著它上學，遇到下雨的時候，我就把書包藏在衣服裡，緊緊貼著身子，不讓雨淋著。回到家，我還會把書包放在紙盒子裡。”
聽了女孩的回答，兩個男孩又低下頭不吭氣了。
“那你有幾個書包呀？都是從哪兒買的？”我順勢問起了在北京城裡長大的楊浩。
“N多！多得都數不清了！反正我每學期都要換新的。那些書包有媽媽買的，也有別人送的；有中國的，還有外國的呢。”
“這麼多書包！那你是怎麼使的呢？”我模仿著他剛才的口吻追問。
“說出來真不好意思！下雨的時候，我就把書包頂在腦袋上，當雨傘；坐在地上的時候，我就把書包塞在屁股下面，當座墊……特殊情況下，也會拿它噹噹沙袋。”楊浩紅著臉作起了自我檢討。
“好了，還是接著你們的話題聊吧。”我可不想把這次採訪變成了檢討會，所以又把“接力棒”傳回他們手中。
“那……能看看你的橡皮嗎？”
“我沒有橡皮。”
“怎麼可能？”男孩子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