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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必要的活動之外，她是很少走出家門校門的。這真象唐朝詩人王昌齡的那句詩所寫的一樣：“一片冰心在玉壺”。一個始終保持著清高節操的知識分子，一生都能做到這一點，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時候，年輕的一代，正在衝破長期封建思想的桎梏，開始有了正常的交往。而處世謹慎的冰心，卻在一篇名為《“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的文章裡，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現在已經漸漸的有了男女‘團體’和‘個人’的交際，但是若沒有必要的時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為這種的交際很容易起社會的誤會心。”
而她的文學寫作實踐，也確實正處在欣欣向榮的高潮時期。
她已經用“問題小說”為自己的創作開闢了道路，她又用散文、小說和詩歌，探索著人生的意義，現在，當她成了文學研究會中的一員之後，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孜孜不倦地繼續探索著人生與社會的諸問題，以及解決種種問題的方法。
在參加了文學研究會之後不久，這一年的4月10日出版的《小說月報》第12卷第4號上，冰心就又發表了一篇引起強烈反響的小說《超人》。
魯迅在這篇小說發表十四年之後，在評論中國二十年代的小說時，曾經這樣地講到當時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援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1920年至1922年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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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冰心在《超人》中描寫的男主人公何彬，就是生活在這片好似寂寞荒涼的古戰場一樣的土地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的，患有陰鬱症的一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
何彬表面上很“冷”：“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卻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裡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裡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其實，他的這種表現，都是內心痛苦的反映，不過是他的滿腹理想，一腔熱情，在現實面前遭到碰壁之後，在他的心裡引起的巨大失望，扭曲地發洩出來的結果。
他常常痛苦地叨唸：“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臺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臺，搞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甚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
但是，他的這種厭世的思想，卻因為受到了一個純樸、天真、可愛的孩子——祿兒的啟發和感召，而轉變了。
祿兒在病中的呻吟，使何彬忽然想起了許多童年時代的往事——他的慈愛的母親，家中院裡的鮮花，還有天上的繁星，等等。尤其是當何彬本人也病倒了之後，護理他的白衣婦女，使他以為是慈愛的母親已經來到了自己的身旁，特別是在何彬的幫助之下恢復了健康的祿兒，也到醫院裡來看望他，給他留下的那一段話：“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的這一段歌頌母愛的話，深深地震動了何彬的靈魂。這個原來被人認為心腸很冷的人，竟然淚流滿面。他不僅接受了祿兒的啟示，而且極為誠懇地向這個孩子表示：“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裡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啊！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在《超人》中，冰心想用母愛這一個無病不治的藥方，來醫治象何彬這樣的患著憂鬱症的青年人。這正如她在《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中，想用童心這一個無病不治的藥方，來醫治凌瑜這樣的患有厭世症的青年人一樣。這是她的善良的願望，她希望象何彬這樣的同時代人，能夠從苦悶、悲哀、抑鬱、幻滅的精神境界中擺脫出來，重新走上熱愛生活、熱愛社會、熱愛人類的道路。
因為當她自己苦悶、彷徨的時候，她也是用“母愛”這一無病不治的法寶，來醫治自己的：
母親啊！
撇開你的憂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懷裡，
只有你是我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