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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作證效果，和法庭效果可想而知。若不是這一世有餘生這個土豪砸錢，從國內找來大量的證人，並供給其一家的衣食，恐怕歷史還會重蹈覆轍。讓後世繼續遺憾下去。
餘生準備出庭的訊息不脛而走，很快傳遍全日本。並傳回國內。如今的日本人，對於中國人沒有任何好感，他們並不承認自己的戰敗是因為中國人，也拒絕承認中國是戰勝國。
當然。大部分日本民眾也不知道日本軍隊在南京，對中國人進行屠殺的事情。雖然李香蘭和瑪麗蓮夢露的巡迴演唱會上，會連續播放日本人入侵中國的影像，但是，許多日本人仍舊拒絕那些影像是真的。只認為這是一場美國人策劃的宣傳陰謀。
於是，日本民間對餘生的質疑聲越來越大。而日本律師團也並不安分。小動作連連不斷。隔三差五，便有人敲門。這一日，青小藝讓露西開門去看，卻是一個日本律師在門口求見。
青小藝想都不想，便斷然拒絕。按照英美法系的慣例，會嚴格區分由檢察方面提供或要求傳喚的“檢察證人”，和由被告辯護律師們提供或要求傳喚的“辯護證人”。訴訟一方提供的證人，在獲得法庭許可的證人身份後，便不得同訴訟另一方的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有任何交往或接觸。
即便這種接觸和交往，只是禮節性質的也不可以！這在英美法系中，是一條嚴格貫徹的習慣規則。所以，在正常情況下，打官司的訴訟雙方，都要竭力避免同對方證人的往來或接觸。
如果不注意這種規避，那麼，一旦被人告發。與證人聯絡的律師或者代理人，便有“勾結證人”的嫌疑。有了這個嫌疑，法庭就會決定給此人以停止出庭的處罰。與此同時，被勾結的證人，法庭也會停止其作證資格，並宣佈其證詞無效。
青小藝在美國待了數年，自然知道這些規則，發現日本律師敲門後，很容易的便推出日本人的陰謀。日本人的律師團隊有上百人，捨棄一個不算什麼大事。而中國近千名證人中，只有餘生一個有巨大的影響力
一旦這個日本律師真的進門，或者和餘生、青小藝有所接觸，並被人拍攝下來。那麼，餘生這個證人就別想當了，日本人必然會找人告發這個律師和餘生。這便如同下象棋一般，用一個卒子，換來一個對方的一個車或者是將，是絕對划算的買賣。
日本人其實也畏懼餘生的影響力。雖然人都有不承認自己罪責，以逃避義務和懲罰的心理傾向。但是，一旦事實明確，無可逃避，便會接受。餘生的影響力，足以讓一部分尚且不承認、不正視事實的日本人，心理防線崩潰。
所以，只能用此策略。只要青小藝讓日本律師進門，餘生便跳進黃河都洗不清自己的嫌疑。卻不想，一向是文弱儒雅。待人熱情的青小藝，居然讓一個美國女兵把這個登門的日本律師直接送到了盟軍總部，給關了起來。
而盟軍總部也對這些行事肆無忌憚的日本律師發出警告，不准他們在審訊之前。再次騷擾餘生及其家人。這一下，日本律師團終於老實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十一個月後。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大廳。餘生作為第一個出場的中方證人，出現在法庭上。記者席上的記者們此時都快瘋了。手下不停，謀殺著無數的膠片和膠捲。
庭長是澳大利亞的威伯。威伯說道：“如果法庭允許的話，起訴方希望傳喚一位證人：餘生先生！”
餘生就此大踏步走上法庭。按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規矩，在司儀官從證人休息室中把該證人引入法庭、登上證人臺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舉行宣誓。依照美英法系的制度，證人宣誓這個環節，是非常重要的。一切證人的證言都必須經過宣誓加以確認。如果證人拒絕宣誓，那麼證人的證言就會被認為無效，法庭就不能把證人的證言作為證據採用。
雖然，這種宣誓在證人聲稱其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情況下。也有例外，但是餘生在宣誓時，仍舊說道：“雖然我並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我可以以自己死於日本人之手的妻子起誓，以自己的血脈傳承起誓，以無數戰死的亡靈起誓，我所說的句句屬實。不會多一分，也不會少一分！”
餘生此言一出，法庭上便安靜下來。只剩下拿著筆和本子，瘋狂記錄的記者們筆下的沙沙聲。威伯按照程式問道：“請你告訴我們你的全名。”
“現名餘生。姓餘，名生。在日本人入侵南京之前，名叫餘勝。”
威伯接著問道：“你是何時何地出生的？”
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