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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響亮的口號聲此起彼伏。
突然，人群沸騰起來了，“毛主席萬歲”口號更響亮了，有人叫道：“毛主席來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朝天安門城樓上望去，毛主席出來了！跟在他身後的是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再後面是周總理，毛主席慢慢地走到天安門城樓中央，向著興奮的人群徐徐揮手。
陶魯元也在人群之中，他熱淚盈眶，拼命的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突然，他身邊的一個紅衛兵拉住了他的手，滿面流淚地對他大聲喊著說：“我見到毛主席了！我見到毛主席了！”陶魯元受了他的感染，也大聲叫起來：“我見到毛主席了！我見到毛主席了！”
那一天，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還有周總理，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首都的紅衛兵代表，毛主席對他們說“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走上前來，對毛主席說：“毛主席，您是我們的紅司令。”說完，她為毛主席戴上了一個紅衛兵的袖章。
毛主席親切地問她：“你叫什麼名字？”
女學生回答說：“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
宋彬彬答道：“好。”
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毛主席向全國的紅衛兵發出了號召毛主席說：“紅衛兵小將們：你們要立即行動起來，去掃除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舊，要立四新。要徹底剷除封資修的一切反動遺產，要勇於徹底砸爛一切舊世界，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社論一發表，北京紅衛兵的總頭頭：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這五人，也就是眾所周知的紅衛兵“五大領袖”立即給北京的紅衛兵下了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國掀起‘破四舊’高潮。”
第二天，陶魯元立刻從北京趕了回來，但是，儘管他緊趕慢趕，還是用了三天才到江南縣：從北京到上海的火車要48個小時——這還因為他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奉命下去點火的，所以，買火車票還不用費什麼周折。上海到江南縣城的輪船每週只開兩班，正巧也讓他碰上了，但是從上海到江南縣也要24小時，就這樣，當陶魯元回到四季青茶場時已是第四天了。《江南日報》上已經轉載了宋要武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宋要武在文章中自豪地說：“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宋要武。”她還說：“毛主席給我們指明瞭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宋要武的文章成了全國紅衛兵的驕傲，一個改名風潮在全國興起。陶魯元也請吳蠟給他改了一個名字——陶永紅，他逢人便說，這個名字是三代貧農的吳司令給他取的，表示了他要永遠跟著毛主席，永遠做他的紅衛兵！吳蠟心中更是甭提有多高興了，一個大學生居然要他給取名字，而且是一個北京大學的大學生，他成秀才了！從此，他也更加尊重陶永紅了。
改了名字的陶永紅更加激進了。他帶領了一群紅衛兵衝進佛殿、廟宇砸碎了那些泥菩薩的塑像，封了寺廟的門，嚇得那些老太太、老老頭直叫“罪過”。他們還根據紅衛兵們的舉報，衝進那些地富反壞等黑五類的家中，把他們珍藏的線裝書、繡花鞋、緞子被面、金邊細瓷碗等都搜出來燒的燒、砸的砸，弄得雞飛狗跳的，有幾個老太婆不識時務，居然告到造反司令部說自己丟了金銀首飾，誰知不但沒有找回來，反而招來了更嚴重的抄家，直到他們家中剝削來的財富全部歸司令部所有為止。
還有一些人家不是黑五類，但是他們家中也有充斥著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四舊”的東西，如祖傳的珍貴字畫、帶迷信色彩的書刊、器皿、飾物、古籍等等，有的是給自己家中的紅衛兵銷燬的，有的人是因害怕而“自願”交出來的。他們都把它們破掉了。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乘車檢閱了上百萬紅衛兵的遊行隊伍，毛主席這兩次接見首都紅衛兵和外地來京師生，更加公開了他對紅衛兵的肯定、支援，也以個人的權威、魅力吸引著各地青年學生源源不斷湧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澤東接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