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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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也沒有吃。夜深了，餓得有些受不了，就找了個談話的間隙，出來跟劉彬（注：少奇同志的秘書，後為冶金部副部長，“文革”期間死於批鬥）說，能不能給搞點吃的？少奇同志聽見了就問怎麼飯都沒吃？我說沒有找到什麼可吃的東西，我來時，部隊還沒有籌到糧食。我無意中講出了部隊和根據地的處境。少奇同志很難受，一定堅持要把給他的糧食拿出來給部隊。”父親的這段回憶，本意是要反映劉少奇同志作為一個黨的領導人，在戰爭年代與部隊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但也恰恰道出了九旅建立時期的艱難日子。

我翻看過九旅這次戰鬥的總結：“……打頑王光夏戰鬥十三天，營長都打赤腳，也沒有飽飯吃，只吃一些大小秫子稀飯，還能堅持戰鬥。”（1942年張愛萍《關於九旅的工作報告》）

彭雪楓說：“在邳睢銅，25團、26團曾經有兩個月沒有解過子彈袋，不要說是脫衣服睡覺了。九旅獨立營，夾著津浦路，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戰鬥。所以邊區的邳睢銅和宿東可謂最艱苦了！”

曾任九旅的政治委員韋國清說到九旅時，感觸頗深：“那時穿衣靠打漢奸，吃飯靠地方，鞋子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腳。……艱苦啊！”

我父親要瀟灑得多，談到九旅，總愛說，那是個被蚊子會餐的年代。

父親有個特點，就是不怕蚊子叮。有一年夏天我們陪他去北戴河休假，海邊蚊子多極了，晚上散步，就繞著你轉，一邊走一邊轟。可父親不在乎，拄著根手杖照走不誤。我們都說他，你不怕蚊子叮啊？他說，蚊子不叮我。這就怪了？這不蚊子明明在他脖子上嘛！啪的一巴掌打下去，盡是血。我說，你真夠木的。是嗎？他很奇怪。看來，不是蚊子不叮他，而是他不怕叮，叮了也不起包，整個一個沒反應！按醫學的觀點說，大概是身體裡產生了抗體。他說在九旅時，“洪澤湖的蚊子真是多得很，我們都是給蚊子會過餐的。哪裡有蚊帳？只好用艾條燻，燻的嗆得受不了，只好用毯子包起來，又熱得不行，乾脆敞開了讓它去咬，咬得實在受不了了，只好跑來跑去，這樣馬馬虎虎一個夏天就過去了。”（注：1962年9月1日，在九旅成立22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見《步兵第��師軍史》）

路西反頑失敗後，九旅由新四軍3師劃歸到4師的建制，不幸的是彭雪楓犧牲了，父親回來接替彭任師長，不久，父親也負傷離開了華中戰場。兩個鐵腕人物相繼離去，這不能不說是九旅的悲哀。九旅在解放戰爭中歸華野2縱，後期改編為21軍63師。戰績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一個部隊要發展，靠的是上面重視，而要受到重視，靠的又是自己幹出成績。後來幾次大裁軍，63師成了乙種師，再裁，成了守備師，再裁，乾脆從解放軍的戰鬥序列中劃出去了，變成武裝警察了。父親在軍委工作時，我和他說起，他說：“不要爭這些，這不是我們個人該考慮的。”

和平年代，內衛治安、救災搶險、邊防緝私、剿滅歹徒，反倒成了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沒有了戰爭，但武警、公安系統英雄輩出。和父親的經歷一樣，我相信，九旅的輝煌，最終還是把握在九旅同志自己的手中。

7　不以成敗論英雄

就在父親隻身進入皖東北後，當時接任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在1939年12月的中原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他新的戰略主張：新四軍的發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南，更不是向西，而是向東。豫皖蘇和皖東地區都背靠國民黨統治區，如果向西發展，將同國民黨一、五戰區發生衝突，受到他們限制。北上華北，南渡長江，則都不可能開啟新局面。只有蘇北，不但全屬敵後，地域遼闊，有馳騁迴旋的廣大地盤，且北近山東，可同八路軍互相依託，互相策應。劉少奇指出，應把蘇北看作新四軍的戰略突擊方向。他疾呼：“廣泛猛烈地向東發展，一直髮展到海邊上去！”

這一點，和父親在戰略上的主張不謀而合了。皖東北的戰略地位一下子凸顯出來。

三個月後，劉少奇又向中央建議，調華北八路軍三個以上主力團來華中作戰。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議，指派黃克誠的344旅迅速南下，增援華中。劉少奇這時正在皖東。皖東和皖東北兩個根據地只一河相隔，這對長期處於敵後孤軍奮戰的我父親無疑是一個絕好的訊息，他立即電請少奇同志來皖東北檢查工作。劉原本是打算把進軍蘇北的重心放在皖東的，根本沒有去皖東北的計劃，回電婉拒了。父親不死心，再三邀請說，兩個根據地就隔一條河，我到河邊去迎你總可以吧。盛情難卻，劉這才決定親走一趟，前後打出了三天時間。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