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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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共同關注的話題。當初他得知我從軍區調入總參時，是很不贊同的。他說：“為什麼不願意在下面多做些實際工作？”我說，部隊又不打仗，除了安全防事故就是打掃衛生迎接檢查什麼的，好無聊。到總參來，搞些戰略和戰役的研究和組織工作，倒還有些意義。他沒有再說什麼了。我上班的第一天，吃晚飯時，我說整整一天都在謄寫檔案，都他媽是些沒用的東西，新來乍到的，估計是要先磨磨你的性子。我妹妹在旁譏諷道：“哈，機關的小職員！”父親狠狠地說：“說了不聽，活該！”
他的腿在“文革”中摔斷了，閒暇時媽媽總是督促我們拉著父親一起活動。我們常常是晚飯後，邊走邊談，大到宏觀的世界戰略格局，小到部隊存在的許多具體問題，話題是相當廣泛的。尤其對下面部隊反應的一些問題，我感覺得到，他聽得很專注。
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北部一直面臨著來自蘇聯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老毛子陳兵百萬，它的坦克機械化叢集，在戰略上成機動配置，雖然對它的企圖判斷不一，但畢竟如芒刺在背。70年代後，蘇聯軍事學說在二戰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傳統的大縱深作戰理論，把大規模集中使用裝甲叢集進行大縱深突破，作為未來作戰的基本樣式，這就更增強了中央高層的不安。“文革”結束後，軍隊生活逐步恢復到正常秩序，針對蘇軍的動向，在我軍各大戰區的戰役訓練中，掀起了研究相應對策和戰法的熱潮。在之前，鄧小平提出了“制止敵人長驅直入”的戰略思想，他說，現代戰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打鋼仗、打裝備、打後勤。過去是小米加步槍，對後勤依賴還不算很大。現在無論是軍需給養、武器彈藥、裝備器材，都得靠強大的後方供應；把敵人一下子放進來怎麼能行？粟裕同志也針對蘇軍裝備上的優勢提出了“不遠離陣地的運動戰”作戰方法。張震那時是主管我們業務口的副總參謀長，他在蘇軍出版的《突破》一書上批示：“研究一下，如何對付蘇軍裝甲叢集的大縱深突破，並把研究結果告我。”隨著這股熱潮在戰役領域的逐步鋪開和深入，促進了我軍戰略方針和作戰指導思想的變化，形成了在戰爭初期，以堅固陣地的防禦戰為主要作戰樣式的戰略指導思想。這在相當程度上回歸到了50年代彭德懷的思路上去。新的戰略方針形成了，後來的“801”會議和代號為“802”的華北大演習成為它的標誌。
當時許多領導同志都前往張家口參觀演習，北京軍區的領導見到我說，動員你爸爸也來看看。我轉達了這個意見，父親說，安排不開了，這樣吧，我寫幅字你送去，算是向軍區的同志們祝賀吧。他大筆一揮：“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秦基偉司令把這幅字送到《解放軍報》，刊登了出來。我回來向父親談起下面演習部隊的熱烈反響，他說：“民委轉來意見，說是違反了少數民族政策。”莫名其妙，“秦時明月漢時關”，歷史唯物主義上哪去了？
當然，這都是些生活中的小插曲。這期間，我和父親閒談的話題，常是圍繞著新的戰略方針展開的。他一般多是在聽，很少發表意見，但我感到他其實是有自己的看法。
父親說：“你們做的這件事很重要。50年代和彭老總、粟裕，還有陳賡同志在一起，就在搞這個東西。就戰爭初期的概念來講，我看不是大了，而是小了，要朝更困難方面做準備。但我現在思考的還不是這個問題。”
能詳細談談嗎？我當然願意系統地聽一聽。
“我考慮的不是打的問題，而是不打的問題……你們算過沒有，齊裝滿員是個什麼概念？現在是按300萬常備軍算，如果按戰時擴編算，蘇聯二戰擴充的兵員超過了1000萬，這又需要多少儲備？這還只是講數量，更重要的是，隨著科技的發展，武器在更新，作戰方式在變化，我們究竟該怎樣準備戰爭？
“這就擺出了個問題：不僅要研究今天的戰爭，更要研究明天的戰爭。早打、晚打，對戰爭準備來說，是大不一樣的。如果我們被眼前的局面所束縛，那我們就無力發展。不忘戰備是對的，但戰爭並不是就迫在眉睫，我和楊勇同志就多次說起過。當然，他們有壓力也是實在的。”
後來我知道，他的這個思想，曾在軍委多次談過，只是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利害關係自然也就不同了。軍委副主席張震當時任副總長，我在他領導的部門工作，記得一次張震見到我曾說過：“你爸爸說得對，軍隊建設怎麼搞，核心是先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我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前兩年我和哥哥去看望張震，他拉住我們兄弟倆的手說：“你們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