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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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對彭德懷，父親說過，彭也有缺點，甚至是很明顯的缺點，在有的問題處理上是錯誤的，“如對粟裕，雖然不全在他”。但為什麼彭德懷會對父親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呢？

父親說：“一個人要立言、立行、立德，關鍵是立行。”彭德懷和黨內的有些領導人不同，他的部下對他的敬仰，不是聽他的說教，不是因為他著書立說，而是為他的行為、品格、作風所感染，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軍的許多將領一樣，他出身低微貧寒，但在他身上，卻絲毫沒有流氓無產者的匪氣和發跡後貪圖享樂的農民階級的短視。他刻苦、儉樸、不好聲色、與部屬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義，對我父親影響極大。他們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蓋世，是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但他沒有自己的山頭。長征後期，中央為了統一陝北地區紅軍的指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他主動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來的紅3軍團併入紅1軍團。這支由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為基礎的紅軍隊伍，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後，由初期17800人，僅存下了2000人。當他面對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著和他一樣衣衫襤褸的紅軍將領時，這個岩石一樣的硬漢，也落淚了。

彭手下的許多紅軍將領，包括我的父親，那種剛硬作風，明顯的帶有彭德懷的影子，耿直正派，不屈服於邪惡勢力。

雖然彭德懷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也錯誤地對待了像劉帥、粟裕、蕭克等這樣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就其思想體系來說，他是反對樹立凌駕於全黨之上的個人權威的。抗戰期間，我黨的領導層和國際國內的一些反法西斯的民主志士有了更多的接觸，彭就是在這時開始思考民主、人權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關係，堅定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中新型人際關係的理念。雖然由此長期受到猜忌和冷遇，但他不懼孤立，在廬山仍秉筆直書，為民請命。

彭關心的是群眾的疾苦和部隊基層的生活，在他主持軍隊工作期間，數次調低高階幹部的工資，增加了營以下幹部的薪金。對比軍隊中一些人用心於領導人的生活，是否能睡好、吃好、玩好，喜歡什麼樣的文工團員等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父親就是在長期的戰爭和工作中，貼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總的“立行”後，對他的欽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覺中升起。

因為淡，看似白；因為清，看似無。莊子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之交不是酒肉之交，不是利益之交，是心與心的交流，是一種天地共存的默契。俞伯牙彈琴，鍾子期如痴如醉，因為他們達到了相通的境界。何謂君子？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天命之人，明道之人才是君子。

彭老總影響了我父親的一生。

父親從廬山回京，全家都去機場接他，我們兄弟幾個都希望自己最先看到爸爸。第一架飛機落地，人們熙熙攘攘地下來，好多小孩都喊著自己的爸爸衝上去。第二架飛機落地，又沒有，這時接機的家屬們都陸續走完了。直到第三架飛機徐徐落地，我們才看到下來三五個領導人，我一眼就看到了父親，再一個就是彭德懷，他還是像往常那樣沉著個面孔，撅著個嘴，一個石頭雕刻的人。有人回憶說，彭是和賀龍、劉伯承一架飛機，反正我和哥哥都沒有看到，別人不好說，但賀龍就憑他那小鬍子，我們是絕不會看走眼的。在汽車上，我聽見父親對媽媽說，出大事了……

父親後來和我說：“王尚榮（注：當時任總參謀部作戰部長）找我，說飛機不好安排，都不願意和彭老總一架飛機。我說，這種事不好勉強，都上前兩架吧，彭和工作人員安排在後一架上，我們就陪他一下吧。到濟南時，天氣不好，停留了一會兒。面對面地坐著，不知該說些什麼，彭也不吭氣。大家沉默了一路。”

廬山會議後，父親曾見過彭老總一次，彭只說了句：“反正我不是反革命。”還是相對無言。

一直到“文革”，在一次批判彭德懷的大會上，父親被弄去陪鬥，雙臂反剪，強行按下頭，胸前掛個大牌子。批鬥會是由三總部、海空軍、各兵種、各軍事院校、國防科委等聯合組織的，批鬥曾經建立了他們、撫育了他們成長的元帥。一起被斗的還有黃克誠、楊勇。父親說：“我幾次抬頭想看看彭老總，但彭一直沒有抬頭。”

我想，彭老總肯定會知道的，他不再像廬山時那樣孤獨了，曾經和他一起爬雪山、過草地的3軍團的紅軍將領們，此時也同他一起被地獄的烈火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