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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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了，但是靠的是增工損農，以農業的損失為代價而支援工業上去。（注：引自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的文中資料）

面對窘況，要吃飯還是要原子彈？兩者都是關乎基本國策的大問題。老百姓沒有飯吃，社會就無法穩定；而沒有核盾牌，戰爭就難以避免。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30週年紀念時，父親對來採訪的軍報記者說：“當時主持會議的是少奇同志，他說，先不忙下結論，調查一下，把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搞清楚了再確定。是陳老總給我交代的任務。”父親這裡說的任務，是指代表中央和軍委去調查原子能工業的狀況，以便為最高層的決策拿出依據。父親接著說：“我說，我只知道山藥蛋，不懂原子彈。陳老總‘熊’了我，說：不懂你不會學？誰是一生下來就會的？”

不管你再戰功赫赫，不管在你的部隊面前再虎虎生威，也不管戰將之間如何拍著桌子喊，但在元帥們面前，你就是個小學生。我注意觀察過，凡是元帥們交辦的事情，不管是哪個元帥，父親總是極其認真的。有時明知他們要求的不合理，或是做起來有難度，他也總是自己寬慰自己的笑笑，說一句：“這是老總們交代的，是不好馬虎的。”

愛這支軍隊，絕不是一句空話。愛戴、信任、尊重、維護，甚至理解和諒解自己的元帥，在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冰冷的信條裡，浸透著對事業的共同信念和戰鬥中結下的生死情誼。

我國的軍事工業和軍事科研是一個非常龐雜的體系，由軍隊、國防工業部門、國防科研院所三大塊組成，橫跨軍隊和國務院兩大系統；分別歸口由賀龍和羅瑞卿，以及聶榮臻領導。僅在軍隊中又分成總參和國防科委兩大塊，又分別由羅瑞卿和聶榮臻分管。機構多了，頭緒也就多了，自然不免扯皮的事。在這之前，父親是以主管裝備的副總參謀長的身份，歸口管理國防科研機構的設定、編制，試驗基地的建設，武器裝備的規劃、定型、列編、管理；以及常規武器科研。後來聶老總要他兼國防科委副主任，一開始只是分管基地建設。他路過格爾木的原子能基地，李覺（注：核武器局局長兼核研製基地司令員，人民解放軍少將，後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請他去看看，他不去，說，原子彈的研發不歸我管，你有什麼要求我替你辦就是了。李覺說，他要修條鐵路。父親說，這好辦，給你調兩個團的鐵道兵夠不夠？他後來對我說：“這一攤搞得神神秘秘的，我才不去呢。”後來聶老總身體不好，任命父親為常務副主任，兼起國防科委的全面工作。賀龍、羅瑞卿那攤也任命了他為副主任，叫他主持起國防工辦的日常工作。這樣他成了一僕三主，總參副總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工辦副主任。他這一輩子，一直想把這幾攤撮合起來，可就是不行，哪家都不幹。沒辦法，只有靠他這個給三攤都當管家的人，拳打腳踢地來協調了。採訪原國防科委副主任、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時，他說起當年的往事：“那年在北戴河開工作會議，晚上我和你爸爸在海濱散步，你爸爸說，別看他們洗海水澡的時候都高高興興的，上了會吵得可兇哩！”

父親回憶說：“總書記（鄧小平）找我去，給我打招呼：不要讓兩個老帥打架喔！”

父親這個人，不是個愛攬事的人，對不是他分管的領域，他問都懶得問，甚至連聽的興趣都沒有。你和他說多了，他就冷冷地給你四個字：“換個話題。”不客氣的時候會說：“少打聽這些無聊的東西！”

不過，這次可不像李覺讓他去看核基地那麼簡單了，這次是中央點的將，他逃不掉了。

父親說：“我文化低，得找個高的，我想到了劉西堯。”

劉西堯是湖南長沙人，比父親小6歲，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物理系，1936年參加革命，以他的學歷，可算是我黨領導幹部中極少數的“內行”了。不久前被任命為科委副主任。劉西堯欣然應諾。

但是，光有個有文化的搭檔還是不夠的。在正式調查之前，父親特意找到核物理學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朱光亞，用父親自己的話說是“請他賜教”。

今天的朱光亞，可謂大名鼎鼎，不但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還是第11、12、13、14屆中央委員，第9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但是1961年，當父親來到北京花園路核武器研究所找朱光亞時，朱光亞只是一位年僅37歲的青年科學家。冷不丁見到51歲的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上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