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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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敝，靠的是什麼？他回答說：“靠的是民主主義，軍隊內部的民主主義，就是官兵平等、士兵有說話的自由、廢除了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自己管理伙食，從菜錢中節餘一點，名曰‘伙食尾子’，每人能得六七十文。”

簡單而質樸，但管用！

毛澤東又說：對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簡直是兩個世界。雖然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僱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

這就是革命戰爭年代我軍的建軍宗旨。

我們懷念那個時期，因為我們從那裡走來，走向了勝利。但我們能永遠這樣嗎？彭德懷有他自己的說法。

他指出了供給制所產生的若干弊端：不是按需要，而是按標準，需要不需要，照樣供給；供給標準難以照顧到現實中的特殊情況，形成供給上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不是按勞取酬，而是一律供給，因而產生供給上的平均主義，難以鼓勵上進；由於供給制的關係，不能不規定按軍職來限制結婚等等。

他分析，當我軍還不可能從國庫中來領取軍費，而要靠自己打土豪籌糧籌款，靠自己動手生產，或只靠農民交公糧來維持軍費的時候，實行薪金制當然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可是，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同了。如果現在不實行薪金制，則數十萬以軍事工作為職業的軍人，將不可能以自己的薪金來贍養其家庭。”他又說，這只是對於職業軍人，也就是對於軍官來說的；至於士兵，當兵是一種義務，且只限於很短的期間，對於士兵，還是實行供給制，除保證其一定標準的伙食、服裝外，另發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費。

改革的萌芽產生了，不要以為對商品的認識只是我們後人的智慧。我們不談國民經濟的計劃體制會怎樣，單就軍隊建設來說，面臨著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的衝擊，我們過去戰勝敵人的看家法寶，似乎受到了挑戰，不再好用了。

但，什麼才管用呢？

父親入主總參軍事行政領域時，彭德懷的新政已經鋪開了。官兵佩戴了軍銜，幹部住進了家屬院。部隊的營房都修成大通間，以營為單位集中，一個連住一間。週末，排以上軍官可以回家，部隊交由司務長代管。戰士一律剃光頭，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參謀長向來是部隊的大管家。對全軍來說也是這樣，只不過，是在總參謀長領導下，副總參謀長分工負責罷了。父親調任總參，並負責軍事行政工作，部隊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雞毛蒜皮的事都歸口到他這裡。這倒挺適合他的特點，精力旺盛、事無鉅細，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對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計較。彭德懷和粟裕真聰明。用我父親自己的話說：“分配我幹什麼就幹什麼，我不在乎做什麼，只是幹了，就要幹好。我大量的時間是下到部隊去，看看這些新的政策和規定究竟有什麼問題沒有，及時拿上來討論修改，儘快制訂符合部隊實際的新的規則。”他又說：“中國太大了，哪裡可能一個規定，東南西北什麼都管的呢？但軍隊又必須高度統一，所以，就要到部隊中去，發現問題。問題不能積壓。”“我去，從不給下面打招呼，這樣才能真正看到問題。”

我們那時稱軍人，都要冠以革命兩字。現在還是不是，離開軍隊久遠，我不知道了。但革命軍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衣食住行、七情六慾，就要生兒育女。戰爭、和平、現實、傳統，交織在一起。

各項規定陸續出臺。步兵團團部在鄉鎮，後來叫公社。陸軍師師部靠近小城市或縣城，野戰軍軍部靠近中等城市。進城了！老婆們可以找到工作了，孩子們可以上學了，這對剛剛從戰火中走過來的革命軍人來說，真是個天大的享受。

不久，部隊營區也發生了變化。學蘇聯時，一到節假日，軍官們都回家了，部隊就交給司務長管了，這像話嗎？連長、指導員和部隊必須住在一起，於是又恢復到戰爭年代那樣，以連為伙食單位，一個排在一起居住。營部單獨設立，團裡設有家屬區。老營長、老教導員家屬可以隨軍了，但記住，只有週末才能團聚。不過，團級幹部可以每天回家，終於能享受老婆做的飯菜了……

都不願意戴牛逼帽怎麼辦？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臉型是長的，亞洲人是圓的，扣上個牛逼帽，也太滑稽了。父親回憶說：“什麼都好辦，就是帽子最難辦！打仗要戴鋼